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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讲疏范文澜_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为什么分上下两部分
tamoadmin 2024-08-20 人已围观
简介1.《文心雕龙》一书的简单介绍和基本观点。2.求 推荐《古文观止》、《文心雕龙》比较好的版本3.《汉魏六朝散文·刘勰·神思》原文鉴赏4.范文澜其人5.《文心雕龙·风骨》的新释及分析6.为什么说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唐文学比起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太康、齐梁诸时期来,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发皇时期。自建安以来在文学形式上极被重视的声律和对偶化运动,唐朝达到了完成的境界,并且得到展。东晋以来对骈
1.《文心雕龙》一书的简单介绍和基本观点。
2.求 推荐《古文观止》、《文心雕龙》比较好的版本
3.《汉魏六朝散文·刘勰·神思》原文鉴赏
4.范文澜其人
5.《文心雕龙·风骨》的新释及分析
6.为什么说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
唐文学比起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太康、齐梁诸时期来,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发皇时期。自建安以来在文学形式上极被重视的声律和对偶化运动,唐朝达到了完成的境界,并且得到展。东晋以来对骈文处于劣势地位的散文运动,唐朝也达到了完成的境界而大为发展。近体诗(律诗)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学的主要文体,由此破坏了或者派生了其他若干文体,影响后代文学至为巨大。刘勰《文心雕龙》说,六朝以前各种文体无不溯源于六经。照这样说,两宋以下至语体文流行的一千年间,各种文体的渊源,应该是唐朝。唐文学所以如此重要,只是因为它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并创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唐朝政治的兴衰,可分为三个阶段,文学的兴衰,大体上与政治互相影响,也可分三个阶段。唐前期政治是兴盛的,文学却在酝酿状态中,为后来的兴盛准备着条件。唐中期政治衰颓,文学却极为兴盛,唐后期政治由衰颓以至于灭亡,文学则由兴盛转向衰颓。不过,在一般衰颓中,也还有例外,如新兴的词(诗余),是统治阶级精神界极度腐朽濒临死亡时候的产物,但对这种文体的本身说来,在唐末五代却是方兴未艾的盛世。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沿袭南朝文风。自东晋南渡,北方继续为落后民族所占据,它们依靠兵力,统治汉族,在政治文化方面,北方人包括落后族的统治者,一致承认南朝是华夏正统所在。隋统一后,南朝浮丽的文风风靡北方,隋文帝用政治力量扶助质朴的北方文风来对抗南朝文风,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据实直书)。尽管朝廷的要求完全合理,但并不能挽回已成的风气。隋炀帝步梁陈后尘,提倡华艳,南方文风统一了南北文苑。北周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程式,隋文帝时,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主张依据儒家经典为文,与苏绰所见略同。这种模拟经典的拙劣文辞,即所谓北方文风,当然不能抵制南方文风,不过其中也还有合理的部分,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就是救弊的重要方针。唐初,也有人主张,去短取长,融合南北文风。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说“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征此论代表南北融合的自然趋势,盛唐时期这个趋势才达到了文质彬彬的理想境界。(二)唐前期文学主要是沿袭南朝,但逐渐自创新境,中期以后,新境大辟,文学成就远超南朝,唐前期封建经济趋于繁荣,士人生活也就有适当的保障,再加朝廷以进士科取士,利禄所在,士人无不致力于文学。声津对偶化的文学,首先要士人读大量的书籍,韩愈诗“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所谓缀语言,就是熟读群书,博记故事,储备对偶的资料。《文心雕龙》《丽辞》、《事类》两篇,“字论文章中对偶的重要。《丽辞篇》说,“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弩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音chěnchuō跳跃)而行也”。《事类篇》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做诗文没有先积累足够的故事,根本就做不成诗文,在印刷术未曾通行的时候,要熟读大量书籍,非国家长期安宁不可,唐前期恰恰是一个长期安宁的时期,有些士人博见强记,使用事类表现惊人的丰富。同时,类书的编辑,唐朝最为发达,传世的大部类书,有《艺文类聚》一百卷,《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初学记》三十卷,白氏《六帖》三十卷。《艺文类聚》唐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编,书分四十八类,类中又分门目,每事每物,注明出处。《北堂书钞》唐初虞世南撰,
《文心雕龙》一书的简单介绍和基本观点。
叶长青(1899—1946?),本名俊生,字长青(又作长清、长卿),以字行,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付梓印行于1933年的《文心雕龙杂记》,是他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完成的一部著作。全书对《文心雕龙》逐篇加以校注(仅《议对》《才略》两篇未曾论及),内容包括主旨阐发、文字校勘以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征引和驳正。尽管其内容稍显单薄,分析尚欠周详,但依然是现代龙学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著作。然而由于此书原为私人自印本(版权页上所署发行者为“福州铺前顶程厝巷叶宅”),故流传未广,知者寥寥。目前仅见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对书中议论多有征引,而诸多龙学史专著却并无论及。本文拟钩稽相关史料,对其撰述背景和学术特点略作绍介平议。
一
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行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科目内明确列有“古人论文要言”,规定授课内容为“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说明《文心雕龙》等传统诗文评著作已经被正式纳入现代大学的课程体系之中,用于进行专业的文学教育。根据1933年编纂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在该校当时的课程表中,选修科辞章类的“文学批评”一项里确实依照规定列有《文心雕龙》这门课程。由此不难推知,《文心雕龙杂记》原本是叶长青为教学之需而编著的一部讲义。
《文心雕龙杂记》卷首冠有陈衍、黄翼云所撰两篇序言,对此书多有褒奖。陈氏在序中说:“长青富著述,近又出视《文心雕龙杂记》,其所献替,虽使彦和复生,亦当俯首,纪河间以下毋论矣。读刘著者,可断言其必需乎此也。”推重此书议论精当,不但刘勰应当俯首拜服,纪昀等前代研究者更是相形见绌。黄翼云在序言中也同样提到:“长青叶先生劬学嗜古,著作甚富,迩笺《诗品》方毕,复取敦煌古本正今本刘著之舛误,使读者晓然于缣帛时代因传钞而脱漏,而臆改,致失其真,为之疏通证明,归于完善。更举诸家评本札记,矫其偏颇。其研虑之精,条举之密,皆至惬当可传。”对其在校勘、疏证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大为称赏。然而揆诸事实,却令人感到两人所言均有揄扬失当之嫌。叶氏虽然利用敦煌出土的唐写本对《文心雕龙》加以勘订,却仅是罗列异同而并未判定是非;虽然征引过明清以来多家论说,但自己所做评断阐发其实并不多。陈、黄两位如此推许,固然有出于礼节考虑而不得不加以溢美的缘故;不过与此同时,恐怕还应该注意到此书原属于课堂讲义,其主要作用是为课堂讲授提示线索,在具体授课时,教师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借题发挥。因而只需粗陈梗概便已足够,并不要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要对此书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前提。
陈衍此前对叶长青还有过另一番评价,因为涉及到《文心雕龙杂记》的学术渊源,值得再做分析研讨。他在1931年与前去拜望的钱钟书闲谈起叶氏,称其“人尚聪明,而浮躁不切实”,“《文心雕龙》《诗品》二注,多拾余牙慧”(钱钟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叶氏所著颇多鄙薄贬斥,就和自己在书序中的论调截然相反。其称赏固然多有溢言虚美,其苛责也不尽符合事实。叶氏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教育系,确实因为喜好诗文、勤于治学而经常向时任厦大国文系主任的陈衍问学请益;而叶氏至无锡国专赴任后不久,就向校长唐文治大力推荐,聘请陈衍担任该校专任讲师,足见师生之间情谊颇深。在编撰《文心雕龙杂记》的同时,叶氏另著有《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同样作为授课时使用的讲义。陈衍所说的“《文心雕龙》《诗品》二注”,显然就是指这两部书而言。在《钟嵘诗品集释》中确实引述过陈衍的不少意见,书后所附《引用各书书目及著者姓名》中,也列有陈氏所撰《钟嵘诗品平议》和《诗学概论》。但在《文心雕龙杂记》中,却并无一言提及陈衍。就两人的关系而言,如果叶长青确实参考过陈氏的论著,绝无可能故意干没,或是讳而不言;陈衍更不会在序言中漠然置之,隐忍不言。因此,陈氏所谓“拾余牙慧”,只是指《钟嵘诗品集释》而言,《文心雕龙杂记》不过是连带而及罢了。
尽管《文心雕龙杂记》并非如陈衍所说的那样“拾余牙慧”,可的确参考过不少前人论著。仔细寻绎书中透露的诸多线索,结合叶长青的治学经历,也可以藉此大致考见其学术渊源。叶氏世居福建,叶长青自少及长又都在厦门求学,故与福建籍学者多有联系。《文心雕龙杂记》中征引最多的是籍贯同为侯官的吴曾祺所撰《涵芬楼文谈》。吴氏早年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协助筹建涵芬楼图书馆,不但利用馆藏编纂《涵芬楼古今文钞》,还“就平生所得笔之于编”,汇为《涵芬楼文谈》。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就说道:“昔刘彦和著《文心雕龙》-书,极论文章之秘,识者以为知言。”所发议论也每每依傍刘勰之说加以引申发挥。叶长青早年问学于吴曾祺,吴氏在为其所著《闽方言考》(中华书局1922年版)作序时,格外称许他“年少耆学,凡有述造,必期有用于世”,足见对其青睐有加。《文心雕龙杂记》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先师吴翌亭先生”,且对其议论深表赞同,没有任何批评商榷。另一位受到叶长青推崇的福建籍学者则是林纾。林氏所著《春觉斋论文》系统研讨文章写作之道,推崇《文心雕龙》为“最古论文之要言”。叶长青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林畏庐太世丈”,也未曾有过任何指摘商讨。
除了吴、林两位前辈乡贤,《文心雕龙杂记》中还征引过不少近现代学者的意见,同样能透露出特定的学术因缘。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黄侃和刘师培,相继讲授过《文心雕龙》,并分别有《文心雕龙札记》和《文心雕龙讲录》流传于世。叶长青在1927年时考取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研究生,尽管黄侃早在1919年就已离开北大,刘师培也在同年辞世。但就常情推测,叶长青对北大知名教授的论著不会不加以特别的关注,对两人论说多有引述也在情理之中。另如在1927年至1936年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的钱基博,和叶长青有过一段较长的共事经历。钱氏也开设过《文心雕龙》课程,其《文心雕龙校读记》虽然要到1935年才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的第十种正式出版,但叶长青在《杂记》中已经引述过其中不少片段,并称其为“吾友钱基博”,从中不难推想双方交谊之深厚。
在征引前代各家论说时,叶长青并非全盘接受,有时也会加以补正辩驳。清人纪昀所评《文心雕龙》在后世影响深远,叶氏在借鉴参考之余,也对其疏失提出过批评。如《文心雕龙·练字》篇强调撰写文章时,必须做到“避诡异”“省联边”“权重出”“调单复”。针对“调单复”一项,刘勰分析说:“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所谓“单复”“肥瘠”,当指文字笔画的繁简;所谓“累句”“积文”,则指笔画数相近的字积聚在一起。而纪氏有评语道:“复字病小,累句病大,故宁相犯。”误解了《文心雕龙》的行文脉络,将此与刘勰在讨论“权重出”时所说的“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混为一谈,以为“复”指前后文字重复,而“累”指牵累拖累。叶长青对此加以指正:“‘单复’论字画之繁简,其病相等,无所谓小大。‘累句’与下‘积文’相对,‘累’读上声。纪氏误为去声矣。至‘两字俱要,宁在相犯’,乃重出之事,与此条何涉?”要言不烦地匡正了纪昀的疏漏,对于确切了解原文颇有助益。
晚清孙诒让所撰《札迻》是校勘学名著,其中涉及《文心雕龙》的虽仅有十余条,却以考订精审而著称。《文心雕龙·奏启》篇末赞语有云:“皂饬司直。”孙氏有校语云:“‘饬’,疑当作‘袀’。《续汉书·舆服志》云宗庙‘均服袀玄’,刘注云:‘《独断》曰:“袀,绀缯也。”《吴都赋》曰:“袀,皂服。”‘皂袀’,即‘袀玄’也。”今人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等均纳其说。叶长青在引述其说后则有按语称:“孙说非是。袀为戎服,何与奏启?”所云“袀为戎服”,系据顾野王《玉篇》所释。而作为孙诒让重要佐证的左思《吴都赋》注,其正文原作“六军袀服”,据李善注:“《左氏传》曰:‘袀服振振。’”所引《左传》见僖公五年。而今本作“袀服振振”,杜预注:“戎事,上下同服。”陆德明《释文》:“均,如字,同也。字书作袀,音同。”可见叶氏提出的疑问确然有据,而孙氏所作校改颇为牵强,不能轻易信。
除了纪昀、孙诒让等前代学者,叶长青对同时代学者的意见也时予商讨。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的《夸饰》篇中全文引录章太炎所撰《征信论》,认为“其于考案前文,求其谛实,言甚卓绝,远过王仲任《艺增》诸篇,兹录于左,以供参镜”。叶氏对此颇不以为然,强调说:“夸饰乃文章应有之事。黄侃引其师章君《征信论》以释兹篇,殊为未当。征信辨事实之情伪,何与夸饰?所谓‘酌诗书之旷旨,剪杨马之甚泰’者,酌剪而已,夸饰又安可废哉?篇中历举汉赋,意在惩侈,亦其旨也。”认为章氏论旨与刘勰并不相同,不能任意附会。另如《文心雕龙·乐府》曾提及汉武帝时“朱马以骚体制歌”,前人对此并无诠说。范文澜在《文心雕龙讲疏》(天津新懋印书局1925年版)中依据《汉书·佞幸传》所载“是时上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认为此处“‘朱马’当是‘司马’之误”。叶氏则辩驳道:“近人范文澜谓‘朱马’当为‘司马’之误,非也。唐写本正作‘朱马’,下文‘缪朱所致’一语,亦可证。”根据唐写本指出范氏之说不可信从,且从书中寻找内证来证成己说(按:叶氏所言“缪朱所致”亦据唐写本,今本《文心雕龙》作“缪袭所致”)。范氏后来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也参酌陈汉章的意见,修正了自己原先的看法,认为“朱或是朱买臣”,“买臣善言《楚辞》,彦和谓以骚体制歌,必有所见而云然。唐写本亦作‘朱马’,明‘朱’非误字也”。叶氏的研讨虽不及其细致深入,所作判断则准确无误。
二
除了援据诸家议论,间或加以商榷驳正之外,叶长青对前人忽略的地方也时有措意,或诠释全篇要旨,或分析文句含义,或校订文字讹误,都有一些较为独到的心得,值得参考借鉴。兹各举一例,略作阐述。
刘勰在《序志》篇中交待《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的结构特点,“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可知除《序志》篇相当于自序而可暂置勿论外,第四十九篇《程器》实际上处于全书殿后压阵的位置,其作用无疑不容小觑。但前人往往未能尽窥其深意,纪昀就浮泛地以为“此亦有激之谈,不为典要”,“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叶长青对此篇的性质和作用做了更为周详缜密的分析:“兹篇为本书之终篇。四十八篇以上,文之体用具矣。殿以《程器》者,体用,华也;程器,实也。无器何有于用?孔门四科,首德行而末文学,故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盖德行为文之本,有德有文,相得益彰;无德无文,徒为文过济恶之资。宇宙间何贵有此文哉!然则以上四十八篇,与兹篇等量齐读可也。即先读兹篇,而后读四十八篇亦可也。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者所以求道。彦和首《原道》而终《程器》,示我周行矣。”首先从华实相辅的角度,认为此前的四十八篇具体阐明作文的宗旨和技巧,而《程器》则论述文人的品德和识见,应该等量齐观,相互参酌,方能相得益彰。其次又从道器贯通的角度,认为《程器》篇与首篇《原道》遥相呼应,体现出刘勰对文学创作的终极要求,以及在结构安排上的良苦用心。这样的研讨言之有据,鞭辟入里,颇能启人深思。在此之后,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等都表达过类似的见解,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更是整段迻录这番议论,足以说明叶氏在此颇有见地。
刘勰在讨论各体文章的写作之道时,会逐一追溯其源流嬗变。由于涉及的文章体裁种类繁多,又都需要归结至“文能宗经”的主旨,有时不免令人颇感费解。如《论说》篇提到“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并举毛苌、孔安国、郑玄、王弼等各家经注为例,认为这些著作“要约明畅,可为式矣”。然而注释典籍毕竟和撰作文章的情况不同,刘勰所言似乎颇为牵强,纪昀就认为“训诂依文敷义,究与论不同科。此段可删”。叶长青则细予考辨:“注释者依文敷义,分别训诂,文虽散杂,然总会全注则论矣。《世说新语·文学》篇:‘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可证。又《朱子语类》:‘汉儒解经,依经演说。晋人则不然,依经而作文。’亦可证。”不但从体式上推究刘勰立论的依据所在,指出将典籍中分散的注释整合连缀,仍然具有“论”体的特点,还援引《世说新语》中的事例和《朱子语类》中的议论作为佐证,对于准确理解刘勰的原意,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便迻录了这段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文心雕龙》版本繁多,讹脱误衍的情况较为严重。叶长青虽然利用唐写本做过了一些文字校订,但受客观条件所限,或许也与课程性质有关,并未广搜各本,详勘异同。不过他对文字学、训诂学一直都持有浓厚的兴趣,此前就撰有《闽方言考》《文字学名词诠释》等。在《文心雕龙杂记》中,也偶尔可见他针对文字校订所做的探讨。如《序志》篇中有云“虽复轻毛发,深极骨髓”,叶氏有按语云:“‘’疑作‘釆’。‘釆’,辨也。‘釆’‘’形近而误。此即‘毛举其目’之意。”虽然并没有版本上的直接依据,但形近致误的情况在《文心雕龙》中并非鲜见。叶氏在此适当运用理校,所述似也不无可取之处。
三
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叶长青先后开设过不少专书研读课程,除了《文心雕龙》之外,还有《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并撰有《钟嵘诗品集释》《文史通义注》和《汉书艺文志问答》等相关著述。在这些不同领域的深造自得,也推动了他对《文心雕龙》的细致研究,彼此之间构成前后贯通、相辅相成的关系。
《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剪裁排比各家论说,间或加以按断,基本反映了当时《诗品》研究的整体格局和最高水平。由于《诗品》与《文心雕龙》同时出现于齐梁时期,后世学者往往会对两者加以比较,叶氏当然也不例外。如刘勰在《明诗》篇中历数诗歌发展的源流递嬗,《文心雕龙杂记》中就屡屡引录钟嵘《诗品》作为参照,并有按语称:“彦和、记室,各有短长,此自仁智之见耳。”又如在《事类》篇中,叶氏征引《诗品序》中“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等议论,指出“语虽论诗,实与彦和相发。兹篇亦针砭时弊者”。既提示读者比较刘勰、钟嵘意见的异同,又指出双方殊途同归的特点。
《文史通义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年版)甫一出版,就得到过唐文治“文词博雅,意义纯正”(《文史通义注》引“唐蔚芝先生评”)的佳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推溯《文心雕龙》的学术渊源,认为:“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叶长青在《文心雕龙杂记》的《原道》篇中征引其说,又批评道:“章氏此说,未免厚诬彦和。《文心》开宗明义已揭橥文德,而《论衡》所著尚属在前。至谓本陆机而立论,尤为无据。《序志》篇固讥士衡‘照隅隙而鲜观衢路’也。”一方面指出章氏闻见不周,王充在《论衡》中对“文德”早有论述;另一方面则批评章氏立论偏颇,刘勰对陆机并非全盘承袭,而是多有批驳。其后在《文史通义注》中,他也同样强调“刘氏《文心》非所取于陆氏,章氏误矣”,两处所论恰可比观参照。尽管有时在《杂记》中并未明言,其实也参考过章学诚的意见。如《文心雕龙·杂文》篇在追溯连珠体的缘起时说:“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叶氏有注释说:“《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这个看法实际上就本自《文史通义·诗教上》。而叶氏在《文史通义注》中又针对章氏的这个意见施加按语说:“今韩非书无‘连珠’之目,《文选》注:‘傅玄叙《连珠》曰:“兴于汉章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对于了解“连珠”体的发展嬗变也可作为参考。
《汉书艺文志问答》最初在1936年至1937年的《国专月刊》上连载,至1940年才结集成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叶氏在这方面的学术积累对其研讨《文心雕龙》同样多有裨益。如《文心雕龙·颂赞》篇中提到:“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有“《荆轲论》五篇”,据班固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可见司马相如所撰究竟是“赞”还是“论”,刘勰和班固的提法并不一致。由于原作早已散佚,也无法做出判断。近人李详在《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中说:“详疑彦和所见《汉书》本作‘荆轲赞’,故入《颂赞》篇。若原是‘论’字,则必纳入《论说》篇中。”认为刘勰所见《汉书》与今本文字不同,试图以此来折衷调和“论”“赞”之间的差异。刘师培在《文心雕龙讲录》中则索性不予深究,认为司马相如之作“究为论为赞,今不可考”。叶长青在《杂记》中虽然引录李氏的意见作为参考,但并不认可,而是另作辨析:“论赞之论,与论说不同。相如曰论,班固曰赞,其实一也。果如李氏所言,则王隐曰议,刘昞曰奏,将入《奏启》《议对》之篇耶?”指出《荆轲论》之“论”当指“论赞”而言,因此“论”“赞”二者并无差别,班固和刘勰之间并无矛盾。他所举证的“王隐曰议”云云,实际上出自刘知几《史通·论赞》篇。刘氏指出历代史著中所附论赞的名称并不一致,“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叶氏借此来反驳李详的说法,自然极有说服力。其后在《汉书艺文志问答》中又涉及这一问题,叶氏再次强调“论、赞同实异名”,并明确征引《史通·论赞》篇作为佐证,和《文心雕龙杂记》所述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可知叶长青在治学方面涉猎颇广,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潜心钻研,为其研究《文心雕龙》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借鉴。而在具体讲授《文心雕龙》《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各种专书时,既可以各有偏重,又能够彼此参证,形成前后贯通、相互交织的学术视野。这不仅是《文心雕龙杂记》卓具特色的地方,也是叶长青在治学方法上对现代学者的一个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求 推荐《古文观止》、《文心雕龙》比较好的版本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
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扩展资料《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深得文理”的文章写作理论巨著。全书分五十篇,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
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粗略统计,全书论及的文体计有59种,而其中属于应用文范畴的文体竟达44种,占文体总数的四分之三。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
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汉魏六朝散文·刘勰·神思》原文鉴赏
1、《文赋集释》陆机撰 张少康集释
2、《文心雕龙注》刘勰著 范文澜注(最好的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在看的)
3、《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注
1 《古文观止》吴楚材注 中华书局(我在看的)
2 《古文观止译注》顾易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
排版都是纯古文繁体竖版的形式,纸张装帧的话,不用想了,现在都古籍都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独大,- -文心雕龙尚且还可以,古文观止实在是烂的可以。但是没办法,就这么几家大的出版社垄断着,不买也没其他的买了。顾易生的古文观止是带白话翻译,不过有些地方不妥当,注音什么还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你没古文基础那可以看,文心雕龙比较难理解如果没有古文基础,很多典故啊奇异字句玄学观念等等。
至于小出版社出版的,就不用去买了,买了后悔,没那么深厚的功底来研究这些书的,内容都比较糟糕~~~~~~~
范文澜其人
《汉魏六朝散文·刘勰·神思》原文鉴赏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1。文之思也,其神远矣2。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3。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4。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5;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6。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7。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8,疏瀹五藏,澡雪精神9,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10,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11,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2,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13。夫神思方运,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15。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16。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17,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18。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19。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20,杨雄辍翰而惊梦21,桓潭疾感于苦思22,王充气竭于思虑23,张衡研京以十年24,左思练都以一纪25,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26,枚皋应诏而成赋27,子建援犊而口诵28,仲宣举笔似宿构29,阮瑀据案而制书30,祢衡当食而草奏31,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32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博练33。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34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35,杼轴献功,焕然乃珍36,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37,轮扁不能语斤38,其微矣乎!
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39司契,垂帷制胜40。
注释 1:形在江海之上三句:语见《庄子·让王》。魏阙,古代君王的宫门,代指朝廷。庄文原意是指以在野之身而向往高官厚禄,刘勰在此的引用是舍弃了原文的本意,说明神思是一种不受时空局限的想象活动。2:文之思也二句:言为文构思,纵意想象,可无往不至。3:故寂然凝虑九句:言作家当浮想连翩之时,可以超越时空所限。吟咏之际,发出金玉般的声音,在眼前也仿佛能看到风云变幻的景色。这是艺术构思的情形。4:思理为妙二句:思理,艺术构思。神,作者的想象;物,事物的形象;游,在一起活动。此处指艺术构思的奇妙之处在于能使想象活动与事物的形象紧密结合。5:神居胸臆二句:神,即神思;志气,思想感情。统其关键,说明作者之想象活动受制约于思想感情。6:物沿耳目二句:辞令,言辞。《易·系辞上》:“言行君子的枢机。”作者通过耳目来感触事物,用言词为媒介来表达。7:“枢机方通”四句:枢机,这里承上文用作言语的代词。前二句说掌握辞能达意这一关键,则表述物象可以纤毫毕现,后二句说思绪凝滞,感情枯竭,则思路也必阻塞。8:“陶钧文思”二句:陶钧,制陶器的转轮。此处用如动词,喻指构思,说明在构思时应屏除杂念,宁静专一。9“疏瀹五藏”二句:藏,脏。《白虎通论·五脏六腑主性情》:“五脏者何也?谓肝心肺肾脾也。“瀹,疏通。《庄子·知此游》:“老聃曰:汝斋成瀹而心,澡雪而精神。”二句是讲要使内心调畅,精神净化。10“积学以储宝”四句:致,情致,怿,一作绎,整理,运用的意思。四句言构思顺畅的几项条件:平时须深思力学以积累知识,对事理进行分析以丰富才能。广泛而深入地观研物象,并在构思中逐渐获得恰当的言词。11“然后使玄解之宰”二句:玄解,指懂得深奥的道理。宰,主宰,此指作家的头脑,声律,音节,这里指写作技巧。定墨,即落笔。此二句谓作家有懂得深奥的道理的头脑,便会找到恰当的技巧来写成文章。12“独照之匠”二句:独照之匠,见解独到之人。闚,即窥。意象,指作者想象中的境界。运斤,《庄子·徐无鬼》:“匠石运斤成风。”本意是挥动工具,此处指著述。此二句说作者见解独到时,可率意来写作。13大端:要点。14“神思方运”四句:此四句指构思刚刚开始,各种想法争先恐后到来,产生。无法遵循一定的规矩写作,而必须对尚未具象的东西刻划雕琢。15“方其搦翰”四句:搦翰,拿笔,辞前,文章写就之前,此四句说,当作者开笔之前,气势非常充沛,旺盛,但文章写就后,却觉得只写出一半想法。16意翻空而易奇:谓想象容易出色,但一旦写出来却难能精彩。17“意授于思”四句: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此言文意受之文思,文辞又受之文意,盖有文意始有文辞,而其本皆在文思也。指创作要经几个过程,从内容到思想到语言,构思得好,如天衣无缝,反之如隔千里。18“理在方寸”二句:方寸,心。域表,疆界之外,指极远的地方,谓创作中有时道理或思想就近在眼前,却要到很远处去寻觅,结果如山河观隔。19“秉心养术”四句:秉,执持。术,指作文的技术。章,文。契,约券。在此意为规则。此四句言当作家具有相当的思想修养和一定程度的艺术技巧。当创作时就不会劳神苦思了。20相如含笔而腐毫:《汉书·枚皋传》: “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 21杨雄辍翰而惊梦: 《全后汉文》卷十四辑桓谭《新论·祛蔽》,汉成帝幸临甘泉宫,令杨雄作赋。杨雄倦极而卧,梦见五脏流到地上,他用手再把五脏塞进胸腹里面。22桓潭疾感于苦思:桓潭《新论·祛蔽》:“余少时见杨子云之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而猥欲逮得。尝激一小事而作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弥日瘳。” 23王充气竭于思虑:《后汉书·王充传》:“充好论说……乃闭门潜思……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年渐七十,志力衰耗……” 24张衡研京以十年:《后汉书·张衡传》:“衡乃拟班固作《二京赋》,因以讽刺。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25左思练都以一纪:一纪,十二年。《文选·三都赋序》李善注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欲作《三都赋》……遂构思十稔……赋成,张华见而咨嗟……” 26淮南崇朝而赋骚:淮南,淮南王刘安·荀悦《前汉纪·孝武皇帝纪》:“初安朝,上使作《离骚赋》,旦受诏,食时毕。”高诱《淮南鸿烈解叙目》:“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 27枚皋应诏而成赋:《汉书·枚皋传》:“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28子建援犊而口诵:子建,曹植字,杨修《答临淄侯牋》:“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就,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29仲宣举笔似宿构:仲宣,王粲字,《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意覃深,亦不能加也。”30阮瑀据案而制书:《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典略》曰:“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亲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 31祢衡当食而草奏:《后汉书·祢衡传》:“刘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抚然为骇,衡乃从求笔札,须臾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祢衡传》又云:“黄祖长子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亲笔而作,文无加点,辞甚丽。” 32覃思:深思。33博练:广泛的练习、统指积学、酌理、研阅,驯致几个方面。34“贯一为拯乱”句:贯一,一以贯之,即有中心,重点意,谓以一中心思想统贯全文以纠正文辞的杂乱无绪。35视布于麻,虽云未贵:布麻相比,二者质量相近。36杼轴献功,焕然乃珍:但麻经过加工,织成了布。37伊挚不能言鼎:据《吕氏春秋·本味》,伊尹告诉成汤说:鼎中各种不同的滋味,精妙之极,不能说清楚。38软扁不能语斤:“轮扁”是一个有名的只就树身砍伐为轮的工匠,名扁。据《庄子·天道》轮扁对齐桓公说:砍伐车轮要不快不慢,其技巧对自己的儿子也不能讲明白。39结虑:构思。40垂帷制胜:即下帷,语本《汉书·叙传下·董仲舒传》:“下帷覃思”,意指在安静的环境中写作,才能写出满意的优秀的作品。
今译 古人说:“身体虽隐居于江湖上,心思却仍羁恋于宫廷中。”说的就是精神可以飞越遥远悠久的时空。所以,当你静静地思考之时,思绪可以连结千年;面部的表情在悄悄地变化,视觉可以遥通万里。吟咏之间,嘴里发出琼珠碎玉般的声音,在你的眼前,涌现风云变幻的景色,这就是艺术构思时的情状吧!
所以艺术构思时的情形很微妙,在于主观的精神与客观的事物相接触,结合。想象居住在胸中,而思想感情是支配它的关键。客观事物触动了你的耳目,而语言又是表达这些的一个关键。这个关键打开了,事物可以被表达的曲尽其妙,毫无隐留,相反,当这个关键凝滞时,想象力便会悄悄跑掉。
因此在运用文思时,所可贵在于内心的清虚静穆。要达到这一点,就须调畅心理,涤荡胸怀。平时不断地学习以积累知识;对事理进行分析以丰富才干;广泛地,寻根究底地观察研究客观物象,以洞悉事物的本质;并在构思过程中逐渐得到恰当的言词。有了这种修养后,才好叫心灵主宰着,寻着声音的规律以落笔;叫眼光独到的匠心,窥探着心中的形象而写作。这便是写作文章的首要方法,是布局谋篇的先决条件。
当构思活动刚刚开始时,思路千头万绪,竞相呈现,怎样落笔,没有规矩可以遵循;怎样刻划,也没有形象可以捕捉。如果是登山,则山中充满着感情,如果是观海,则海上到处都洋溢着意趣,这时我有多少想象力都要和那风云变幻并驾齐驱了。当放笔为文之前,气势非常旺盛,但等到文章写就后,写好的不过是开始时心里所想的一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那是因为思想感情可以凌空翻飞,容易出奇入幻,而语言却是非常具体,质实的东西,运用起来难以生巧。
思想内容是由想象思考获得的,语言形式又是由思想内容决定的。彼此结合得好,就会天衣无缝,结合的不好,就会相去千里。有时道理就近在方寸之内,却远到域外寻找。有时意义就在咫尺之间,然而思考却远隔江河,因此只有保持内心的宁静,掌握写作的技巧,不必去追求苦苦的思索,当满腹文,把握规则,就不必徒劳情思了。
人有于天赋的不同,为文也有快慢之别。文章由于体裁的不同,创作的劳动量也有大小之别。司马相如含笔思索,几乎使笔毫都要腐烂了;杨雄辍笔苦思,竟因此作了一场噩梦;桓潭苦思而生了大病;王充潜心默想,最后弄得气衰力竭;张衡研磨《两京赋》用了十年时间;左思锤练《三都赋》费了十年光景。虽然其中有些是鸿篇巨制,但也同文思的缓慢有关。淮南王在一个早上就把《离骚赋》写成;枚皋应诏后一口气便把赋写好;曹子建拿起笔札便有如或涌在心;王仲宣提起笔就仿佛早已打了草稿;阮瑀写出信倚马可待,祢衡在宴会中草奏章一挥而就。虽然其中有些是短篇之作,但也是神速的构思。
文思敏捷之士,心中有大致的路数。熟虑之前已有基本的感觉,故解决问题时,能当机立断。思想滞重的人,头绪纷繁,怀疑再三才能作出裁断,反复考虑才能下定决心。由于机变敏捷,所以仓卒之间创作便已完成;而由于犹豫踌躇,只有历时很久才能取得成绩。难易虽然不同,但都得需要广博和精练。如果学识浅陋,写得多慢也不济事,才能低劣,写得多快也没用处:凭这些能写了优秀的作品,从来没有听说过。
因此为文构思,通常有两种毛病:一种是思路骞塞,因而使内容苦于贫乏;一种是词句滥用,因此造成文理凌乱。然而使自己增广见闻,就是赈济贫乏的粮食;突出主线,贯穿全篇,就是拯救凌乱的药石了。广博而能纯一,对于心思劳力的运用也是有助益的。
作品的思想内容,种类不一;表达形式,也丰富多样。有时命意很巧,但写下来的词句十分笨拙,平庸的事物中或能对之萌凡新的见解。用麻或麻布相比,从质地来说是一样的,但由于经过了机杼的加工,献出了劳绩,使文焕然,或为珍宝。
至于思绪不到的微妙的意趣,表达不出的曲折的情致,语言既无法追随,文笔当然也只好知难而止。只有头脑及其精细的人才能阐明它的奥妙。最为灵活的人才能俯它的解数。伊尹也谈不表烹调发中的各种美味,轮扁也说不了运用斤斧砍伐车轮的技巧,大约是因为太精妙了吧!
总而言之:精神所用,物象通现,这也是由于思想感情的变化所孕育出来的。描写外物,可以从其外貌入手探求;表现内心,所以从其思想感情的活动来进行反映。根据声律,用声音铿锵的语言来从事于刻划;让比、兴各种表达手法发芽滋长,用形象饱满的语言来从事于形象的塑造。这样,为文构思,匠心独运,通过潜心苦读来提高知识与艺术修养,方能胜利地完成任务。
集评: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文心》上篇剖析文体,为辨章篇制之论;下篇商榷文术,为提挈纲维之言。上篇分区别囿,恢宏而明约;下篇探幽索隐,精微而畅朗。孙梅《四六丛话》谓彦和此书,总括大凡,妙抉其心,五十篇之内,百代之精华备矣,知言哉!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此言思心之用,不限于身观,或感物而造端,或凭心而构物,无有幽深远近,皆思理之所行也,寻心智之象,约有二端:一则缘此知彼,有斟量之能;一则即异求同,有综合之用。由此二方,以驭万理,学术之原,悉从此出,文章之富,亦职兹之由矣。”
纪昀:《纪眴评本》:“补出刊改乃工一层,及思入希夷,妙绝蹊径,非笔墨所能摹写一层,神思之理,乃括尽无余。”
总案 《文心雕龙》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扛鼎之作,其《神思》一篇则是它的“创作论“部分的”提挈纲维之言”,所以在“龙学”的研究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在对于艺术想象的探讨中,《神思》并非“前无古人”,系统的阐述至晚在陆机的《文赋》中已启先声,刘勰则不仅能对其精辟部分—如灵感论等有所继承,且还能自出手眼,独辟蹊径,如关于文体、作家的能力、气质与创作速度的问题。
尤为可贵的是,刘勰在阐述中不惟引证宏富,且能剖析入微。可以想象到,他对于作者们的创作过程及事迹已熟悉到“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程度,所以他在树立自己的观点时能做到“论从史出”,而非对历史按既设的框架作人为的剪裁与演绎,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今人学习。发扬的传统。恩格斯在论及黑格尔在分析问题时所以能一贯正确时,认为得力于他深厚的历史感。《文心雕龙》的成就,应当说其中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今人在学术研究中,在史料的把握上不能“扎硬寨,打死仗”,故带有“游谈无根”的通病,这是深可忧虑的现象,《文心雕龙》恰可作为药石。
在艺术特色上,我们十分惊讶地注意到,《文心雕龙》是一座骈体文筑成的大厦,而刘勰在驾驭这种文体时达到随心所欲,游刃有余的程度,形式与内容是紧密结合的。文质彬彬。在谨严的论述中别具绮丽的光泽。所以说这是刘勰的又一个创造。通常骈文这种文体因外在的华美及创作的艰辛为人所诟病。但却从未有人把这个矛头指向过刘彦和。指责他不该偏爱这种文体。这个情况是非常有趣的。一方面说明《文心》在骈文的辉煌成就上使最苛刻的批评家都望而却步。“王顾左右而言而它,另一方面也表明骈体文自有其魅力与生命力,事实上力倡“古文”的韩愈也并不曾把它“歼灭”,反而也有所浸*。在已告别了“文以载道”的观念的新时代,我们应以一种新的、宽容的眼光重新作出评价。
《文心雕龙·风骨》的新释及分析
范文澜简介
(公元1893-1969年)
字仲潭,浙江绍兴人。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他出身子世代读书的家庭。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O六年,范文澜在私塾读书。中学毕业后,于一九一三年,进北京大学文预科。翌年,入文本科国学门。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
一九一七年范文澜大学毕业后,任蔡元培私人秘书。一九一八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等活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不久失掉联系。一九二七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五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三十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一九三O年九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而逮捕,经入营救获释。暑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十一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一九三三年暑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一九三四年暑后,又被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一九三五年,在中法大学任教。一九三六年,在河南大学任教。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六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一九三九年九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一九四0年一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一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三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一九四七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八年七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九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九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一九五O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一九五一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六五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九年,当选为中国***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七月二十九日逝世于北京。
范文澜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和《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他尤爱读《礼记》"大同之世"、陶潜《桃花源记》。还瞒着塾师和家长,偷阅中国古典。中学时代,课外喜读翻译中的《鲁宾逊漂流记》、《国粹学报》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学时代,从刘师培治经、陈汉章治史,黄侃学文。常读《新青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书刊。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一九二六年,出版了《群经概论》。一九三一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龙讲疏》改为《文心雕龙注》,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从范文澜早年三部学术著作看出,他文学、经学、史学都很精通。
此外,范文澜还于一九二九年编过一本"消遣苦闷的岁月"的资料书--《水经注写景文钞》。于一九三五年写过-本宣传爱国思想的通俗读物--《大丈夫》。以上这些书,还都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作品。
抗日战争以后,范文澜加入中国***,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政治上不断前进,学术上也迈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
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一九四一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一九四二年出版,下册只完成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一九四六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对该书的缺点,作了检查,主要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接着,他提出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等九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根据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远古到秦统一)于一九五三年出版,第二编(秦到南北朝)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第三编第一、二册(隋唐五代)于一九六五年出版,共约一百一十万字。第三编第三、四册:(辽宋金元)及第四编。(明到清战争以前)已准备修订,可惜没有来得及亲自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范文澜主张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四大段:(一)一八四O--一八年(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二)一八--一八九五年(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三)一八九五--一九O五年(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四)一九O五--一九一九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大段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封建矛盾尤为发展。第二大段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帝矛盾较为突出。第三大段包括反帝一个主要矛盾。第四大段包括反封建一个主要矛盾。"研究中国近代史,以上述各个主要矛盾为基础,同时配合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发展情况,综观主要的次要的各种矛盾相互间的联系和影响,从而了解历史的全貌。"《中国近代史》虽未写完,但范文澜留下了他对这段历史的完整看法。
《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范文澜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两书虽都有缺点,大醇小疵,功绩是首要的。
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对 此书进行修订。十年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
在范文澜逝世十周年的时候,近代史研究所同人选录他的文章十七篇,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批判、中国经学史、思想史的专题研究四组,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出版,以作纪念
范文澜主要著述简介
1、 中国通史简编(延安本,暂缺)
2、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4册)
范文澜著 人民出版社18年6月第5版 101,3万字
本书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通史著作。 1941年,该书第1版,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以后,作者对本书重新改写,分册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册,写到隋唐五代。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写。本书是作者史学研究的代表作。
本书在"中国通史"的著作史上,具有开创作用。其特点在于:第一,肯定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观点。第二,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夕肯定了中国各族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伟大传统。第三,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中国社会,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阶段。进而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说明它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处于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与旧史学是古非今的观点划清了界限。第四,重视生产斗争的描述,尤其重视古代的科学成就,证明中华民族有着久远的丰富的创造性的科学传统,借以提高民族自信心。第五,说明中国自秦汉起的长期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和文化进步,促使汉族形成为相当稳定的共同体。它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1950年以后完成的4册修订本,除保留了旧本的这些特点外少又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强调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应平等对待国内各民族。对曾建立过的少数民族,如资料较多,便立专节专章,使之与汉族王朝并立。在论述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时,力求摆脱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公正论断。对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更予以充分肯定。第二,重视文化史的描述。各个朝代都有论述文化的章节,尤以文学方面的描述最为精彩。此外,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对天文、历算、医学、博物、水利、矿冶的成就,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三,尽量吸收考古发掘的新成果。旧本说周口店"北京猿人"是"黄河流域最早的居民",修订本则及时吸收"丁村人"、"山顶洞人"等新发现,说明由"北京猿人"到现代人进化的过程。修订本还专立"原始公社的遗迹"一节,.叙述了新石器时代的各重要遗址及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远祖作了概括的说明。第四,根据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帝王将相进行科学分析。既承认他们有压迫剥削人民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克服了旧本中的一些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王克奇)
3、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著 新华晋绥分店1947年第1版 29,7万字 彩色地图1幅 黑白插图6幅。
本书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时所写。该书所叙内容的时限跨度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战争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这61年间。
在1840年之前的中英贸易中,成为决定性的商品。随着英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输出量逐年增大。中国封建统治者阶级腐化堕落,无法阻止大量白银因输入而逐年扩大外流。最后必须一战,战败者是满清王朝。在统治阶级腐败堕落、投降外国侵略者、大量出卖民族权利的时候,中国产生了反英反满的人民武装。反英武装一部分是人民自发的组织,一部分与反英的地主官僚合作,受他们的领导。反满武装一般都是人民秘密的组织。反英武装发展为反帝运动,反满武装发展为反封建运动。战争后,外来资本主义的新式剥削,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使数千年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合成一体的社会机构开始在某些地区趋于瓦解,更严重的是促迫满清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增加对人民的剥削,致使战后10年间,中国社会骤然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动荡。新的人民反封建运动,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发生了,而揭开这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0年一1873年)。为扑灭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外国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战争(1851年至1861年)。战前的统治集团内部,疑忌"外援"的顽固派掌握大权;但这场战争使顽固派产生分化。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占据了优势,开展了所谓"自强"的洋务运动。第二次战争导致了第一次割地狂潮(1862年至1894年)。为重新瓜分中国,日本又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导致了第二次割地狂潮(1894年至1898年)。这时期,清朝内部发生了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即戊戌变法(1895年至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1895年至1901年)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姜静楠)
4、捻军(全6册) 范文澜等编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l版 182.6万字本书是有关捻军的一部大型资料专辑。它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一部分,由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共同编著。全书共分6册,包括3大部分:第1部分是专著综合,包括:.平捻篇、求阙齐弟子记、淮军平捻记、霆军纪略、磨盾记实、两淮戡乱记,另还有附录篇,有星烈日记汇要、鸿雪因缘图记、茌邑吉悬、斯未信齐文编、蒋子潇先生运集、王文直公遗集、宦豫纪事、蒙难追笔,等等。第2部分是活动地区,记载捻军在安徽、河南、湖北、江苏、陕西、山西、直隶、山东等地的活动情况。本书第2、3、4册辑录这部分的资料,选录了各省的一些县志,还有豫军纪略、河南军情探报、山东军兴纪略等专著。第3部分是函牍文集。第5、6册辑载,共50篇,包括:李文忠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刘武慎公遗书、养晦堂文集、养知书屋文集、马中丞遗集、十三峰书屋文集、李文清公遗集、空青水碧齐诗文集、思贻堂集、退补齐诗文集、实其文齐集、坚白齐集、知止齐遗编、周憩亭集、清麓文集、损其先生全书、臣鼐致李鸿章函、学吕致学剑楼主人书、僧某致芝生书、远志齐稿、望三益齐诗文抄、潘方伯公遗稿、心白日齐集、百柱堂全集、知止堂集、麓生诗文合集、无梦轩遗书,等等。本书书首附有"捻军资料丛刊徵引书目",注明卷数、著者、出版时期,有的还略注解题。在选辑的各篇文字之首,还注明了它在原书的卷页次第,查阅比较方便。
捻军是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在中国北方兴起的声势比较大的农民起义武装,在南方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天地会。太平天国初期,一部分天地会员是同捻军合作的,但捻军的活动区域和太平天国革命军相距太远,因此,同太平天国并没有什么联络,但当太平天国势力发展到长江下游时,天地会与它分道扬镳,而捻军却和它结合起来,互相呼应。在天京陷落后,有一支太平军正式加入捻军,共同活动了3年多。捻军前后活动近20年,纵横安徽、河南、山东、直隶、陕西、山西、湖北等省,是北方农民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给满清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北方的再起和扩展,通过它可以看到当时农民起义的普遍性和坚强性。本书选录的资料非常全面,内容比较丰富,是研究当时捻军活动的重要史料,同时对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军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什么说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
《文心雕龙·风骨》的新释及分析
风骨是中国文论中一个非常成熟的诗学范畴,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篇最早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风骨做了阐释。
历来对《文心雕龙风骨》的解释丰富多样而又莫衷一是,又有研究者对不同的解释进行分类评述,形成解释的解释。
本文立足元典,首先从语义上解读《风骨》,试图接近风骨的本初意义;其次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以及中国文化传统来探讨风骨所具有的深厚内涵;最后探讨风骨之包容的语义所拓展形成的艺术范畴。
一、《风骨》的多种解读
《风骨》是《文心雕龙》中十分重要的篇目,然由于其涵义的丰富性与模糊性,研究者对之解释歧异甚多。
各种不同的解读有意义交叉之处,亦有一定的理解差异。
他们或从风与骨各自的含义出发进行阐述,或从整体上论述风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阐释场域。
第一类解释将风骨分属不同的意义,将风解释为文意、内容,将骨解释为文辞、用辞。
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
他认为风是属于文意范畴的事,骨是属于文辞范畴的事,他重视从作品的文辞结构方面来理解风骨。
周振甫先生持类似观点,认为风是感动人的力量,是符合志气的,跟内容有关;骨是对构辞的要求,用辞极精练才有骨。
另有几家认为风为情志,骨为事义。
廖仲安、刘国盈等先生持情志事义说,他们认为风就是情志,骨是事义,前者是作家发自内心的、集中充沛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在文章中的表现。
后者就是表现文章主题思想的一切材料观点逻辑的内容。
刘永济先生将风情、骨事相互关联,认为风是文之情思,骨是喻文之事义前者发于作者之心,运事义以成篇章;后者建立篇章而表情思。
罗宗强先生也指出,风为感情之力,骨为事义之力,感情之力借其强烈浓郁、借其流动与气概动人。
事义之力,借其结构谨严之文辞,借其逻辑力量动人。
风骨合而论之,乃是提倡一种内在力量的美。
宗白华先生从美学的角度来阐释风骨,强调其艺术性;从根本上,他认为骨与文辞相关,风与情感相关。
宗白华指出,骨是和词有关联的,它是一个词藻(铺辞)的问题。
结言端直,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辩。
这种正确的表达,就产生了文骨。
风可以动人,风是从情感中来的。
中国古典美学理论既重视思想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表现为风。
一篇有风有骨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他将风与骨类比于歌唱艺术中所讲究的咬字引腔。
咬字即骨,即结字端直,引腔即风,即意气骏爽,动人情感。
第二类则从整体上把握风骨,认为风骨是一种美学风格。
罗根泽先生从用字用辞的角度解释道:风骨为文字以内的风格。
王运熙先生说:风是指文章中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骨是指作品的语言质朴而劲健有力,风骨合起来,是指作品具有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
詹锳先生说:风骨是刚的风格,就是鲜明生动、雄健有力的风格。
他认为刘勰讲风骨,不是专从用笔的形式方面下功夫,而是要严此骨鲠、结言端直,这还得从内容方面下手,从而达到风格上的刚健。
郭绍虞先生提出:风谓风,骨谓骨相,一虚一实,组合成词;风骨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体。
他们将风与骨合于一处,以作品全局的眼光来解释风骨,倾向于将之解释为一种整体的风格特征。
以上每种观点都有自身的合理性,各观点之间却又难以形成普遍共识。
综合以上多种解释,我们仿佛陷入了一个阐释的泥淖之中,挣扎着却难以挣脱。
《风骨》篇在《文心雕龙》的整个体制中被归入创作论的范畴,是一篇以理论探讨为主的文章;而诸家的解释多从严格的语义角度欲给之一种确切的义界,导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的局面。
人们似乎已经习惯对古代的作品和文论加以严密的字义考证,进而给予确定的意思;然而许多作品,特别是理论性的著作由于其丰富的意义,已经无法被拘囿于固定的字义中,它们必须要有一个可想象的阐释空间。
于是,我们一方面需要回到《文心雕龙风骨》篇,从本原上踏实地理解风骨另一方面更需要一种宽泛的视野,摒弃僵化的字义限定,从而拓展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二、风、骨的语义还原
《风骨》开篇道:《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这说明了刘勰所说风的概念首先源自《毛诗序》的诗之六义说。
诗大序曰:风,风也,教也。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对此,钱钟书先生也有所阐述:言其作用,风者,风谏也,风教也。
言其本源,风者,土风也,风谣也,今语所谓地方民歌也。
言其体制,风咏也,风诵也,系乎喉舌唇吻,今语所谓口头歌唱文学也风之一字而于《诗》之渊源体用包举囊括。
风不是一个简单的意思,它本身构成丰富的语义场。
那么,在《文心雕龙风骨》中,风具体体现为何义?兹认为风含有两层意思:
首先,风关乎情感。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这两处明显地将风归于情的维度。
清代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讲风缘情显,辞缘骨立、辞精则文骨成,情显则文风生也近人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讲风是作者情志意气的表现。
风就是作者思想、感情、气质等表现在文章中的风貌。
他们都从情感这一角度出发来解释风。
刘勰认为有风的作品应该情显风深,做到情感饱满,有明朗的风貌。
风与情是互文的:表达情感从风开始;而深入风的意味,情感的表达才更为清晰,风具有以情动人、移人情志的作用。
可见,风有情感的意思,而又不限于情。
其次,风关乎气。
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
,这里都将气和风对应述说。
继而,刘勰集中论述气,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
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并重气之旨也。
魏文帝曹丕最先从文学创作角度论述气,而刘勰在此大篇幅引用,强化了风与气的关联。
《风骨》在《文心雕龙》全书中被归入下篇创作论,处在《神思》和《体性》之后,位列创作论第三篇。
刘勰论述多有连贯的思路,关于风和气的关联,我们可以在《体性》篇中得到旁证。
《体性》对作家个性与作品风貌进行了论述,提到了才、气、学、习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其言曰:故辞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
这里,同样将风与气相结合,文章的风力刚柔源自气的清浊之分。
风指的是文气,是一种生气灌注、气势夺人的状态,是作者生命力和精神面貌的展示。
清代黄叔琳、纪昀等人也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风骨与气有紧密关联,或者就是气。
黄叔琳在批注《风骨》时指出:气即风骨之本。
纪晓岚则说:气即风骨,更无本末。
《风骨》以风为名,而在文中多言气,是因为风与气本就是两个意义关联交融的命题,以气论文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传统。
《广雅释言》谓:风,气也。
《庄子齐物论》谓:大块噫气,其名为风。
《诗大序》谓:风以动之。
《吕氏春秋审时》注谓:风,运气也。
风是古人用来说明气所具有的运化不息的特征。
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解释道:盖气指其未动,风指其已动。
风虚而气实,未动指气,已动指风。
中国古代文化中,气是万物的本原,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气构成宇宙万物的基质,同时又决定人之体质、人之性格。
王充《论衡率性篇》曰: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曲糵;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
人之禀气不同,在善恶贤愚、性情作风上体现出差异,并且在文章写作中表现出来。
魏晋时期是一个注重人物品藻的时代,往往将作家的情性禀赋与文章的`风格特色联系起来论说。
《文心雕龙体性》就是典型地将人物的品藻运用于文章的品评。
随后的《风骨》篇进入文章层面,以风命名,用气来解释风。
风与气是同根的,可以说,气是本原层面,而风是应用层面。
刘勰将风与骨分开论述,而骨又是何义?兹认为骨与文辞相关,是一种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关乎作者的才气。
骨在文中的语义较为统一,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这几处都可见骨与文辞有必定的关联。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此说不是很精准。
黄侃将风骨落实为意与辞这种确定明晰的意义,这与清代重考据、求实证的学术风气有关。
其实,骨与文辞相关,而又不等同于文辞,它是一种建构有力度的语言的能力,是作家才气在文章中的体现。
《文心雕龙》中有多处将骨与辞对应论说,如骨掣靡密,辞贯圆通(《封禅》),腴辞弗剪,颇累文骨(《议对》)等,这均可以作为骨与文辞相关的旁证。
骨是对文辞的一种较高要求,并非有文辞便有骨,骨是在文辞方面彰显一种内在的力量。
《风骨》篇分而论述风与骨之外,也将风骨合于一处加以描述。
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失鲜,负声无力。
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
风骨合而论之,是表述作者进入创作状态的意识,使用刚健有力的文辞,从而使得文章具有一种美的力量与气概。
刘勰说若风骨乏,则鸷集翰林;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一方面这是用风骨来驾驭文,即用作家的气和才来调动文;另一方面,风骨也需要文得以彰显;两者相得益彰,从而创作出文章之豪杰。
这几处是在文字上将风骨合于一处;而文章的最后一段则在潜在意义上将风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述说,探讨如何建立风骨。
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
强调了对经典、子史的重视。
对应文章开篇《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刘勰所说风的概念首先源自六义之风,他为风骨之风找到了渊源。
《诗大序》疏:风,言圣贤治道之遗化。
风具有教化之意义,并尊重圣贤之道。
《文心雕龙》卷一总纲《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五篇确立了全书的基调,即崇古载道、尊崇往古、依托圣贤。
南北朝齐梁时期文章绮靡浮艳、穿凿补缀、流宕忘返,沉迷于形式的玩味与偏执,而疏远了对圣贤书辞的继承。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批评了这样的风气,《定势》篇曰: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
《序志》篇曰: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刘勰对宋齐梁时期的浅绮文风有严厉的批评,提倡原道、征圣和宗经。
在《风骨》的开篇和结尾两处均表达了作者对经典的重视与传承,前后形成呼应。
他提出,有风骨的文章要依照经书的规范来创作,并吸取诸子百家和史传的方法;若徒然生造奇言怪语或盲目追求新作,则是危败亦多、纰缪成经。
也就是说,风骨除了包括风和骨各自的意义之外,它还有尊重圣贤经典之义,即它不是抛开经典或超越旧的规范,不是跟随浮华侈靡的风气;而是要尊重经典,明白文章体制,通晓文辞演变,确立起一个正规的法式。
书名中“文心”,是指“言为文之用心”,“雕龙”是因为“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如雕镂龙纹。“文心雕龙”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文学思想研究”。《文心雕龙》集汉魏以来文学批评之大成,体大思精,体系完整。全书共50篇,分为上下编,共三万七千多字,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心雕龙》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总结了齐梁以前的美学成果,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美学规律。《文心雕龙》抛弃了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对文学创作和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作者刘勰(约465~523),字彦和,南朝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文学理论家。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寄居江苏镇江。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研读佛书及儒家经典,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在沈约的指导下,终于书成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
《文心雕龙》的版本种类较多,影响较大的是清代黄叔琳(黄侃)辑注本与范文澜注本。
1914年黄侃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学科搬上大学讲坛,标志着现代意义“龙学”的诞生;而他为授课撰写的讲义《文心雕龙札记》,则成为现代“龙学”研究的奠基作。《札记》从传统的校注、评点中超越出来,开创了把文字校勘、资料笺证和理论阐述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给人以全新视野,“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是紧随黄侃《札记》的又一部“龙学”研究力作,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范注”被视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划时代之作:对书中的一些重要名词概念和理论术语作了清晰的阐释;仿裴松之《三国志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体例,对刘勰所论作品“悉为抄入”,有利于对原文的理解,便于读者翻检;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深刻见解,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范注”至今是最通行的《文心雕龙》读本,是“龙学”入门的阶石。
《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主要部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讲“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纲。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述各种文体的源流、特点和写作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其中又有“文”“笔”之分。自《明诗》至《谐隐》十篇为有韵之文(《杂文》、《谐隐》两篇文笔相杂),自《史传》至《书记》十篇为无韵之笔。从《神思》到《总术》为第三部分,统论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第二部分以文体为单位,第三部分打破文体之分,讨论一些共同性的东西,经纬交织。《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这五篇相互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但都是撇开具体的写作,单独探讨有关文学的某些重大问题。最后《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缘起与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