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论文2000字大学_七七事变论文

1.什么是华罗庚，什么是华学

2.关于梁实秋的介绍

3.抗战胜利70周年祭论文1000到2000字

华罗庚是一名世界有名的科学家。在他20岁时，他得了瘟疫，奄奄一息，发了高烧，大家都以为他可能会死了，谁知奇迹涌现了，华罗庚的烧退了，但全部左边半身全都痛起来，成果，左腿曲折变形，最后便落了个终身残疾。

初中毕业后，华罗庚给父新当助手，在工作之余，他 仍然刻苦研究数学。当时，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引起了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主任——熊庆来的注意。

1936年，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任教之后，去剑 桥学习，哈代告知他，两年内能获得博士学位。正常情况下，博士学位要三年才干获得，而且可以在国内可以谋一官半职。可华罗庚就说了一 句话：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得学位。

扩展资料

华罗庚在解决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难题、华林和塔里问题改进、一维射影几何基本定理证明、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等方面获得出色成果 。

华罗庚早年的研究领域是解析数论，他在解析数论方面的成就尤其广为人知，国际间颇具盛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即华罗庚开创的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华罗庚也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

什么是华罗庚，什么是华学

88岁的赵新那老人膝上摊开着几本厚厚的硬皮画册，那是她为老伴黄培云精心制作的生日卡片——其实说人生纪念簿也许更准确——这些用心挑选出来的照片以时间为经、以为纬，按顺序贴在大16开的册子内页。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一段时光，这些被凝固的画面连缀起来，便构成了主人公的个人史。

《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作者郑艳以此为访谈的切入点，追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黄培云丰富而厚重的人生历程，希冀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赵新那老人嗓门高而且亮，指着一张照片能讲上老半天。94岁的黄培云先生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他的耳朵不好使了，但从他飘向远方的目光中，能明显感觉到，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一生参与完成两件大事，一件是艰苦建校，一件是粉末冶金学科建设。”经历过四处迁徙的少年时代、参加过由闻一多等教授率领的西南联大步行团、通过清华庚款留学选拔考试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对于走过很远的路、看过很多风景的黄培云来说，应国家之需回国受聘担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参与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创建，致力于开拓我国粉末冶金学科建设并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这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

“很多人说我回来傻，我也听惯了，不在乎。嘴长在别人身上，让别人去说吧。我自己认为不傻。”在国困民穷的年代选择回国，许多人不解，对于别人的议论，黄培云的回答带着他特有的执拗。赵新那记得，学校为黄培云庆祝70岁生日时，“培云说，我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

朝花夕拾，亲切而温暖。郑艳从黄先生娓娓道来的人生故事中，感受着由丰厚学养、丰富阅历带来的雅达散淡。走进黄培云院士九十余载的悠长岁月，我们得以探寻一段令人难忘的风云际会，得以从一个个被还原的历史细节中，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2008年4月27日，是清华大学华诞纪念日，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重聚校园，深情地唱起清华老校歌。他们是已毕业70年的十级校友，最年轻的也有91岁了。再见同窗，黄培云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在那里，他学到了太多太多。

黄培云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是清华大学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后的第十班，所以称为十级。

“教学方针是通才教育，各院系都比较重视基础又各有侧重。我记得很清楚，入清华第一节上的是数学课，老师是郑桐荪。”物理吴有训、化学张子高、国文俞平伯、英文吴可读……对于这些教基础课的名教授，黄培云如数家珍，“老师们都以能够在清华教基础课为很大的荣誉”。后来黄培云才知道郑桐荪在数学界非常有名，而且是陈省身的老师兼岳父。“郑老师是个文理兼通的学者，业余时间研究清史，还写了很多诗。因此，他也要求学生基础要宽。”黄培云至今记得他的话：“窄的基础很难变成高高的尖尖的东西，不稳定就容易倒下来。把基础弄得很宽，很扎实，你的学问才能够做下去。”

第一堂数学课给了黄培云很大的影响。

黄培云学生时代的记忆印证着清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校风。

恶作剧、运动、出汗，每个时代的青春都是这样充满活力和趣味吧。黄培云躲过了新生入学时必须通过的一项叫做“拖尸”（Toss）的清华传统仪式，但对“斗牛”印象颇深。“斗牛”是清华学生自创的打篮球方式，就是打球时愿意参加哪边就参加哪边，打着打着觉得这边不好，可以转而加入对方反击原来的一方，对人数没有限制。这种自由的游戏成为清华的黄昏一景，当一天的课程结束，学生们跑到体育馆尽情地挥洒汗水，场面好不热闹。

清华重视体育是出了名的，黄培云读书时体育部主任是马约翰先生，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00米跑步、跳远、游泳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我们那时候被要求‘横渡’泳池，25米，不爱运动的我几乎是连扒带抓游过去的。”说起当年“糗事”，黄培云自己也忍俊不禁。

亲历了“一二·九”和其后的“一二·一六”运动，黄培云深深感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是个梦想，“七七事变”的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1937年9月，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黄培云跟随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到达长沙。

在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全民抗战热情高涨的背景下，张治中、陈独秀、徐特立等社会名流来校进行的讲演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那一阶段的课堂既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名教授各具特色的授课，也有不时传来的日军轰炸机警报声。

武汉失守后，长沙的局势愈发紧张。1938年2月，教育部决定将学校从长沙搬到昆明。当时国内交通极不发达，只好分三路赴昆。身体条件较好的学生由教授任领队组成“湘滇黔旅行团”，沿湘黔公路步行进入云南。黄培云跟着同在清华读书的二哥黄培熙参加了步行团，被选为小分队队长。

“早上军号一吹，我们就卷被子，匆匆吃完饭便往前走。我们穿着**的制服，罩着黑色的棉大衣。因为经常下雨，每天都得带一把雨伞。还得带一个饭盒装午饭，背一个军用水壶以防口渴。”黄培云和许多同学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睡前把当天的见闻记下来。这样的记录使这段经历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记忆里，但这本珍贵的日记在“”期间被抄走了。

1938年2月19日由长沙出发，沿公路经常德、沅陵、芷江、晃县进贵州省，经玉屏、镇远、贵阳、安顺、镇宁、普安进云南省，经沾益、曲靖，4月28日到昆明，共行69日，全程1670公里。在漫长而艰苦的旅途中，黄培云和同伴们以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郑和下西洋自比，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磨砺。

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后正式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每当哼唱起西南联大校歌中的这一句，于风雨之途求学的感怀便涌上黄培云心头。在他心里，西南联大最值得怀念的是其自由宽容的学风，让老师和学生凝聚在一起的是师生共同的爱国情怀。忆及那段难忘的步行经历，他说：“它不但锻炼了我的身心，更重要的是深入穷乡僻壤，使我了解到不少民间实际情况和大众生活的疾苦。”

当时，同学间关于应该念书还是该去打仗的争论同样引起了黄培云的思考：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我们是否也应该跟同龄人一样去当兵，保家卫国？教授们开导学生说，战争总会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只有国家强大，我们才不会挨打。所以我们不能中断读书，不能中断人才的培养。这种观点使学生信服，为救国而读书成为西南联大人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西南联大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1938年夏天大学毕业后，黄培云留在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担任助教。1941年通过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赴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非铁冶金。 1951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揭开了1952年院系调整的序幕，会议决定对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工业学院6所高校有关地质、矿、冶金的学科进行调整合并，成立独立的中南矿冶学院。该学院定位为以培养有色金属工业需要的人才为主，并要求1952年招生。时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的黄培云参与了筹建工作。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校址最终选定在湖南长沙。“建校时最困难的是没有人，我们就在长沙即将毕业的学生中找几个能干的。”黄培云印象深刻的是武大学冶金的佘思明。他负责木工，完全是是从头开始学，边学边干。他们是从学行话开始的。哪些木头耐用，哪些木头会长虫，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这些知识。先对学校的桌椅板凳、实验台需要多少木头进行估算，然后再去买，他们总能买到最好的木头。“那木头真是好啊，我家里现在还有几把那样的黑漆木头椅子，结实极了。”黄培云感叹地说。赵新那在一旁补充道：“比什么摩登家具都好。”

佘思明他们又买了马达和锯片，自己装了锯木头的机器，很快，木工厂建起来了。说是木工厂，实际上除了那台锯以外，什么都没有。但学生们就是用它制作了一大批小板凳。

然而，建校不是把桌子板凳做好就行了。几所学校的师生加起来有好几百人，加上当时交通不便，从四面八方到长沙来这个过程就不简单。

最开始的时候连学生宿舍、职工宿舍都没有。从清华大学秘书长职位抽调来筹建学校的陈新民提出“以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方法，艰苦奋斗，团结建校”。

黄培云记得，在修整校舍的过程中，实在买不到瓦，他们就自己做瓦。建房子需要大量的砖，他们就自己建窑、自己压胚、自己烧砖。

还有水的问题，学校所在的左家垅一带缺水严重，居民人口多，自然条件差，逼得学校只能自己解决用水问题。学校师生自己设计、自己装管子……靠自己的力量办了一个小型自来水厂。

交通运输也是一个问题。建校时，左家垅一带只有一条勉强可以通过单车的羊肠小道，其中还有一两处连单车都很难通过。学校师生就用锄头一点一点把路铲平、开通，使大批建校物资运往新校区成为可能。

要在1952年11月如期开学，教材问题迫在眉睫。6所学校所用教材的内容、范围差别很大，急需在开学前把各个学科的内涵，范围等规定好。

黄培云回忆道：“我们把6个学校的教材摆在一块儿，强中选优，最后确定以武大、湖大、北京工业学院的教材为主。当时没有复印机和扫描仪，就用蜡纸和油印机。”但这套综合几所大学教材临时编写的教材没用多久，就依据教育部的规定，统一用苏联教材了。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师生团结一致，以必胜的信念迎来了中南矿冶学院的如期开学。1952年11月，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陈新民被任命为中南矿冶学院首任院长，黄培云和顾凌申任副院长。

严肃对待教学工作、严密组织教学过程、严格要求学生，黄培云倡导的“三严”作风在建校以后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方面不断改善教学的物质条件，一方面大力培养师资。学院成立时基建只有两万多平方米，实验室、教室、宿舍等都非常缺乏。”大概用了3年时间，教学楼、实验楼相继建立，实验室设备不断补充，教学质量也有了提高。

从1954年开始，学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改组了院务会议，调整教研组，修订教学及教学大纲，对教学法展开研究。

包括黄培云在内的学院领导特别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科研是促进教师成长的重要因素，是提高教师学术水平、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由于积极利用行政管理优势促进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中南矿冶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参加国家科技攻关时捷报频传，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956年中南矿冶学院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较强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使这些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谈及粉末治金学科，黄培云感到无比亲切：“这个学科，我参与了奠基、培养人，更直接见证了它的发展。”

粉末冶金是一门制取金属、非金属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科学技术，它能满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电子、电气等高新技术领域各种特殊环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该领域的研究，而在195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空白。

冶金部把培养生产硬质合金所需人才的任务下达给了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南矿冶学院，要求设立粉末冶金专业。

任务下达，谁都不知道粉末冶金是什么。中南矿冶学院当时的党委书记、院长唐楠屏问谁知道粉末冶金是怎么一回事，黄培云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过一门30学时的粉末冶金选修课，有点概念，但当时并不太重视这门课程。

唐院长说：“好极了，你就负责粉末冶金人才培养这个任务。”从那以后，黄培云在学术和专业方面由一般有色金属冶金研究，转向集中研究粉末冶金与粉末材料，“我开始一心一意进行粉末冶金教学与科研工作，我的后半生都用于这一事业了”。

“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真是从零开始。学生、讲课教师、教材、实验室都还没有。我们首先在冶金系里成立了粉末冶金教研室，我兼任教研室主任，成员有冶金系主任何福煦、助教曹明德。”黄培云说。

在第一班中有个学生叫吕海波，他毕业后由一名助教成长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与黄培云一起工作，一起出席学术会议。“我们合作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了。”

60年代初黄培云培养了第一批粉末冶金专业的研究生。“”中，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断。18年，黄培云又开始招收研究生。上世纪80年代，他培养了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博士生。在培养专业人才的过程中，他先后给学生上过硬质合金、粉末冶金原理等课程。

几十年来，这个专业为我国粉末冶金行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一些成为了我国粉末冶金领域的骨干力量，发挥着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培养人才之外，黄培云领导的粉末冶金专业还接受完成国防部门下达的任务。即使在“”中新材料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也没停过。

从新材料研究室到后来的粉末冶金研究所，多年来，研究所同仁共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数百项，为我国、导弹、卫星、雷达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之后，黄培云和学生们合作扩大了研究领域。与吕海波合作开展了粉末压制和粉末动压成形的应变行为研究，与曾德麟合作开展了水静压制研究，还与杨守植等人合作开展了粉末振动热压研究。

黄培云创立的粉末压型理论和烧结理论，进入了当代国际材料科学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获得了国际粉末冶金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黄培云评价自己“不是一个活跃的人，比较内向”，这种个性使他在学生眼里常常是不苟言笑的形象。但谈完了正题，他又变得谈笑风生，和蔼可亲。曾德麟教授是黄老上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他记得那时的每周三下午，研究生们都会例行来到黄培云的办公室。指导、答疑之后，话题也就说开了，国内、国际科技信息、动态、前景、意义，时而分析，时而归纳，学生们可以插话、可以质疑、可以反驳。“遇到不易说清的问题，黄先生就侧身在房门后挂着的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总想让人信服。偶尔，有人还是不服，他就满脸微笑，和缓地说，大家回去再仔细思考研究，下次再谈。”

黄培云牢记着自己当学生时老师的教诲，他当教授后总是鼓励学生多关心所学专业之外的东西，要把基础打得又牢又宽。面对越来越多的博士只关心本专业的现象，他总忍不住呼吁，千万别把博士给培养成“窄士”。

黄培云无疑是的，在战时的中国，他在拥有中国最著名师资的学府读书，在精神与学术上受到多重熏陶。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名教授讲普通基本课程的风气使黄培云受益并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教学科研之路。

黄培云的学生、教师节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中南大学教授金展鹏上个世纪70年代曾与黄培云共事。黄培云十分支持金展鹏开展的相图计算工作，但金出国两年之后回来，因遇到一些困难，当时情绪不高，“黄院长每次见到我都提相图计算的事，要我抓紧。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要抓紧时间。他引用了一首唐诗：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他的意思是说学科发展也是这样，真正的春天并不是大家都看到的春天，当柳树还是嫩芽的时候，真正勇于探索、有眼光的人会发现春天已经来临了，而等到繁花似锦的时候，到处都是看花人，要赶都赶不上了，对科研目而言，就是把创新的时机放过去了。”

当时的科研条件差，黄培云就拿郑板桥那首《竹石》诗勉励年轻人，进行科学研究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学黄山的松树，要学石头缝中生长的竹子……

“黄院长指导研究生相当具体，有些程序都是他自己写的。要求学生看的参考文献，他自己也看过。”金展鹏说。

事实上，即使在年事已高的今天，黄培云身上仍保持着这种求真务实、向善向美的品性。《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的作者郑艳每次去黄老家里访谈，“都见到他坚持学习，见到他拒绝空泛议论，见到他谈起古典音乐时轻弹节奏的手指……正是这些，形成了一种精神的穿透力，穿透各种困扰，保护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事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学术”。 “我们这批留美的研究生出国以前，清华当时理学院的院长吴有训先生跟我们反复讲，这批考生是各个学校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所选的学科是经过反复研究的，都是国家很需要的专业，希望你们能够赶快回来发挥作用。因此我从没有想过不回来，我们那一批学生后来都回来了。13年赵新那的父母回国探亲，在北京，吴有训先生对老朋友赵元任夫妇说：‘你们的二女儿、二女婿回国来，是对的。’”

黄培云从不怀疑自己作出的归国决定的正确性，在他的意识里，这几乎无需讨论。回国前夕，他的导师Hayward教授问他：“你考虑过留在美国继续工作吗？”他回答：“回不去没办法，回得去我下决心回去。”

1946年12月2日，黄培云、赵新那夫妇登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

深受蔡元培先生影响的武大校长周鲠生认定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优秀的师资，所以他求贤若渴，广揽人才，不管是英美派，还是德日派，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他都聘用。他在美国讲学期间就十分注意在留学生中选拔人才，黄培云就是在美国接到武汉大学聘书的。

黄培云夫妇1947年3月到了武大，当时学校很困难，经费极少。但珞珈山的风景使他们感受到了家园的美好。

黄培云说：“学校为了减少一点职工的困难，有一部分工资用实物替代。什么实物呢？现在听起来都令人惊异：盐、几块钱的镍币……为了不贬值，大家拿了工资就拼命买东西。有一次，因为新那怀了身孕，身子不方便，我进城去买东西，好东西别人都买走了，我只好买了个木柜子回来。新那说，行，咱们这个月就吃木头吧。”

“工资的数目越来越大，先是几百块，后来又是几千块，几万块，上百万块钱，最多的时候是几亿几亿的工资。后来连金元券也贬值了。买东西经常得骑着自行车，后面是一大捆钞票，加在一起是几个亿去买点东西。”讲起那时候日子的拮据，黄培云像在说别人的故事那般轻松。他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逐步建起了矿冶系的实验室。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常有别的学校的人来参观，慢慢的，武汉大学矿冶系在国内有了点名气。

“培云今年87岁了，用英文说：‘pushing 90！’咱们在一起也将近60年了。”2004年，赵新那在给黄培云的生日赠言中写下了这段话。

谈起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快言快语的赵新那说：“我还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别把碗砸啦’。”

赵新那是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的二女儿。赵元任侨居美国后，他的家几乎成了留美学生的“接待站”。周培源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曾是赵府的座上客。

在赵家开清华同学会，通常很热闹。几十个人在那儿吃饭，饭后这个表演唱歌那个表演跳舞，常常是吃完饭后盘子和碗一大堆等人清理，黄培云就自告奋勇到厨房去洗碗。“新那到厨房来帮忙，我说用不着了，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这样认识的。”

那时候时兴男同学请女同学到餐厅吃饭、跳舞，“但我们的情绪不一样，我们国家正在受侵略，对于他们时兴的这些我们不感兴趣。培云不会跳舞，我也不会”。同样的心情，同样的志趣，使赵新那与黄培云走到了一起。而赵元任也早就把黄培云看成家里人了，“培云博士论文交上去的稿子就是我父亲打的”。

1945年7月21日赵元任在日记中写道：发出新那的结婚通知约300份。跟新那、培云、陈福田夫人同去市政厅，City Clark Buck 主持婚礼……

黄培云说：“这是赵家第一次嫁女儿，岳父亲手办理婚事，用中文书写结婚通知书，送到雕版印刷公司制版印刷。通知书上注明‘为省物资以促胜利千祈勿赠礼物为幸’。”

想当年，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结婚时婉拒一切礼物，只在家中请好友和证婚人吃了顿饭，被报纸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为题进行了报道。他们简单而浪漫的婚礼在知识界一时传为美谈，引得不少好友效仿。“后来新那和我结婚，我们的两个儿子结婚，也都没有请客。”黄培云说。

黄培云和赵新那在结婚50周年的时候去美国探亲，还专门去了他们当年登记结婚的地方。黄培云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我们的感情概括起来就是，志同道合、相依为命、相扶到老。”而赵新那回忆起黄培云70岁生日的情景，只记住了他说的“我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这句话，“我当时一听，就觉得我们真是志同道合”。

关于梁实秋的介绍

华罗庚，中国现代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金坛，1985年6月12日卒于日本东京。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但因家境不好，读完初中后，便不得不退学去当店员。18岁时患伤寒病，造成右腿残疾。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实际，筛选出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为以后矩阵几何学等，作下了基点。

往事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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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学习时期

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身高1.65米，父亲华瑞栋，开一爿小杂货铺，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他12岁从县城仁劬小学毕业后，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学习。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

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自学数学。1927年秋，和吴筱之结婚。1929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929年冬天，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近半年的治理，病虽好了，但左腿的关节却受到严重损害，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

其实华罗庚读初中时，一度功课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时在金坛中学任教的华罗庚的数学老师，我国著名教育家、翻译家王维克(1900年出生，金坛人)发现华罗庚虽贪玩，但思维敏捷，数学习题往往改了又改，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别致。一次，金坛中学的老师感叹学校“差生”多，没有“人才”时，王维克道：“不见得吧，依我看，华罗庚同学就是一个!”“华罗庚？”一位老师笑道：“你看看他那两个像蟹爬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王维克有些激动地说：“当然，他成为大书法家的希望很小，可他在数学上的才能你怎么能从他的字上看出来呢？要知道金子被埋在沙里的时候，粗看起来和沙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当教书匠的一双眼睛，最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领，否则就会埋没人才啊！”

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后，即多方打听并推荐他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当图书馆助理员。1931年秋冬之交，华罗庚进了清华园。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人需要八年才能走完的道路，193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1935 年成为讲师。1936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剑桥的两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他还积极参加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之中。《堆叠素数论》后来成为数学经典名著，1947年在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了德文、英文、匈牙利和中文版。

1946年2月至5月，他应邀赴苏联访问。 1946年，当时的国民也想搞， 于是选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赴美考察。9月和李政道，朱光亚等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回国建设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华罗庚感到无比兴奋，决心偕家人回国。他们一家五人乘船离开美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充满了爱国，鼓励海外学子回来为新中国服务。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和夫人、孩子乘火车抵达北京。

华罗庚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接着，他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开始筹建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数学所成立，他担任所长。他潜心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王元、陆启铿、龚升、陈景润、万哲先等在他的培养下成为著名的数学家。

回国后短短的几年中，他在数学领域里的研究硕果累累。他写成的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于1957年1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先后出版了中、俄、英文版专著；1957年出版《数论导引》； 1959年莱比锡首先用德文出版了《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又先后出版了俄文版和中文版；1963年他和他的学生万哲先合写的《典型群》一书出版。他为培养青少年学习数学的热情，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从出题、监考、阅卷，都亲自参加，并多次到外地去推广这一活动。他还写了一系列数学通俗读物，在青少年中影响极大。他主张在科学研究中要培养学术空气，开展学术讨论。他发起创建了我国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也是我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

华罗庚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参加新中国的各项社会活动。 1953年，他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他作为中国数学家代表，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二战后首次世界数学家代表大会。他还出席了亚太和平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8年他和郭沫若一起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在继续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他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一段实践，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1964年初，他给写信，表达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同年3月18日，亲笔回函：“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他写成了《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亲自带领中国科技大学师生到一些企业工厂推广和应用“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夏去江汉斗酷暑，冬往松辽傲冰霜”。这就是他当时的生活写照。1965年再次写信给他，祝贺和勉励他“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斗争时期

“”开始后，正在外地推广“双法”的华罗庚被急电召回北京写检查，接受批判。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统筹方法还是要搞的。”10年4月，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邀请了七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听华罗庚讲优选法、统筹法。这之后，他凭个人的声誉，到各地借调了得力的人员组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亲自带领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去推广“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小分队共去过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到之处，都掀起了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的工作受到胡、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

15年他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时，因积劳成疾，第一次患心肌梗塞。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优选学》等专著也相继正式出版了。 19年5月，他在和世界隔绝了10多年以后，到西欧作了七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

■晚年大家时期

1982年11月，他第二次患心肌梗塞症。

1983年10月，他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院士；年4月，他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85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

华罗庚担任的社会工作很多。他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于1952年9月加入民盟，19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他1958年就提出了加入中国***的请求，1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在答邓颖超同志的勉励时他表示：“横刀哪顾头颅白，跃进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1985年6月3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6月12日下午4时，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下午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晚10时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逝世。

华罗庚一生在数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个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及高维数值积分等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成就，主要在于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报国之心和坚忍不拔的创新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毅然放弃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迎接祖国的黎明；他才能够顶住非议和打击，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成为蜚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

华罗庚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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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是驰名中外的数学家，其斐然成绩早为世人所推崇。而每当人们问及他的成功之道时，他总是盛赞他的夫人吴筱之，并感叹道："她是无名英雄，我的整个事业，是与她分不开的！"几十年来，吴筱之在华罗庚的生活和事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吴筱之18岁那年，经人说合，嫁给了同乡的同龄人华罗庚。 婚后不到几个月，瘟疫病蔓延江苏金坛县，夺去了婆婆的性命。不多久，华罗庚也染上了瘟疫，每天处于昏迷状态。这时，吴筱之将吃奶的女儿交给母亲去照管，自己日夜守候在丈夫身旁。由于婆婆刚刚过世，女儿又新来人间，加上丈夫身患重病，使得本来就不富足的华罗庚家中更为困难。为此，吴筱之背着家人，将结婚时心爱的饰物拿到当铺，换钱给丈夫治病买药。也许是爱情的力量增强了华罗庚战胜病魔的决心和勇气，他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可惜的是，这场病使他的一条腿成了残疾。

二、华罗庚病愈之后，身体虽残，意志弥坚。他立志献身于祖国的科研事业，更加刻苦地钻研起数学来。为给丈夫提供方便，即使有时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她也是一个人设法解决，从不让丈夫为之分心。 不久，华罗庚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得到了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的赏识，并邀请他去清华执教。吴筱之自然也想去北京居住，但想到丈夫每月薪水太低，难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而且她又身怀六甲，生孩子更会增加许多费用；何况公公年迈多病，需人照料。于是，取消了随夫进京的打算，挑起了沉重的家务担子。

三、1936年夏，25岁的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华罗庚得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后义愤填膺，他毅然放弃了在英国深造的机会，满怀抗日救国的热忱回到了祖国，并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去执教。于是，一家四口久别重逢，开始再次团圆。 由于华罗庚工作极忙，无暇给子女以更多的关心和教育，于是这一重任又落在了吴筱之的肩上。

四、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一家迁居到了北京。虽然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吴筱之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却未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罗庚精神振奋，报国之心愈烈。同时，各项工作也更加繁忙起来。吴筱之不仅操持家务，还帮他抄写论文和书信。一旦客人来家，吴筱之便代他承担起待客的各种杂务；而当他外出开会、办公时，又总是将他的拐杖、香烟和帽子拿出来，一递到他手上。 鉴此，华罗庚的亲朋好友曾问吴筱之为什么对丈夫关心得如此周到，她的回答是："我能帮他一点忙，他就少操一点心，为国家多出点力。" 他们有三个儿子华俊东、华陵、华光,三 个女儿华顺、华苏与华蜜。

华罗庚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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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庆来，是华罗庚的老师，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1893—1969，字迪之，云南人。曾经留学比利时、法国，并且在法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取得巨大的成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被国际上用并称作熊氏无穷数。熊庆来先生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对于培养中国的科学人才相当的热心。早年他在东南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发现一个叫刘光的学生相当有才华，变经常指导他读书、研究，后来还和另一位教过刘光的教授一起资助他出国留学深造，甚至是卖掉自己身上的衣服给他寄钱。后来这个刘光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后来熊庆来先生来到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在学术杂志上看到 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请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才19岁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70多高龄半身不遂的时候，还抱病指导两个研究生杨乐和张广厚，他们后来都成为很有成就的年轻数学家。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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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华罗庚同志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十部专著：《堆垒素数论》、《指数和的估价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多复变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数论导引》、《典型群》（与万哲先合著）、《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著）、《二阶两个自变数两个未知函数的常系数线性偏微分方程组》（与他人合著）、《优选学》及《经济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其中八部为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数学的经典著作之列。 此外，还有学术论文200余篇，科普作品《优选法评话及其补充》、《统筹法评话及补充》等，辑为《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

在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并在中国推广应用。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华-王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200多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种。

华罗庚的妙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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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科学院组织出国考察团，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任团长。团员有华罗庚、张钰哲、赵九章、朱冼等许多人。途中闲暇无事，华老题出上联一则：“三强韩、赵、魏，”求对下联。

在“对例”中，这是属于难对的一类。远在北宋时期，有人以“三光日月星”的上联求对，那时大文学家苏东坡以“四诗风雅颂”而解决了这个疑难。到了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的有人赠送郑板桥对联一幅，打开一看只有上联，写的是“三绝诗书画”几字，以此来刻画郑板桥的贡献，是再贴切也没有了，但下联确颇难对。后来郑板桥有人以“一官归去来”的下联而解决了这个难题。这里的“一官”有“归去来”的三重性，这就既解决了数字联的困难，又引用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的典故，而推崇了郑氏与诗书画偕隐的突出性格，板桥友人的对法比苏东坡又前进了一步。

但是华老提出的上联却又有了新的发展。这里的“三强”说明是战国时期韩、赵、魏三个战国，却又隐语着代表团团长钱三强同志的名字，这就不仅要解决数字联的传统困难，而且要求在下联中嵌入另一位科学家的名字。隔了一会儿，华老见大家还无下联，便将自己的下联揭出：九章勾、股、弦。《九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著作。可是，这里的“九章”又恰好是代表团另一位成员、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名字。华老的妙对使满座为之倾倒，因为又开辟了数字联的新的“对例”。

1980年华罗庚教授在苏州指导统筹法和优选法时写过以下对联：

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

举手有悔大丈夫，纠正错误。

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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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 ，非久留之地。归去来兮。

人家帮我，永志不忘，我帮人家，莫记心上。

在寻求真理的长征中，惟有学习，不断地学习，勤奋地学习，有创造性地学习，才能越重山，跨峻岭。

日累月积见功勋，山穷水尽惜寸阴。

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

自学，不怕起点低，就怕不到底。

科学成就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惟有长期的积聚才能由点滴汇成大海。

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可以等来的。如果说，科学上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不是给懒汉。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不可能靠运气来创造发明，对一个问题的本质不了解，就是碰上机会也是枉然。入宝山而空手回，原因在此。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

我想，人有两个肩膀，应该同时发挥作用，我要用一个肩挑着送货上门的担子，把科学知识和科学工具送到工人师傅手里；另一个肩膀可以作人梯，让青年们踏着攀登科学的更高一层山峰。

天才是不足恃的，聪明是不可靠的，要想顺手拣来的伟大科学发明是不可想象的。

学习和研究好比爬，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企图一脚跨上四五步，平地登天，那就必须会摔跤了。

任何一个人，都要必须养成自学的习惯，即使是今天在学校的学生，也要养成自学的习惯，因为迟早总要离开学校的！自学，就是一种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行路，还是要靠行路人自己。

要循序渐进！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独立思考能力，对于从事科学研究或其他任何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历史上，任何科学上的重明创造，都是由于发明者充分发挥了这种独创精神。

见面少叙寒暄话，多把艺术谈几声。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搞科学研究工作就要取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有半点虚浮夸。不知就不知，不懂就不懂，不懂的不要装懂，而且还要追下去，不懂，不懂在什么地方；懂，懂在什么地方。老老实实的态度，首先就是要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科学是踏实的学问，连贯性和系统性都很强，前面的东西没有学好，后面的东西就上不去；基础没有打好。搞尖端就比较困难。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其中不少是由于基础未打好所致。一个人在科学研究和其他工作上进步的快慢，往往和他的基础有关。

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做前人生命的延续，是现在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科学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可以等来的。如果说，科学上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难”也是如此，面对悬崖峭壁，一百年也看不出一条缝来，但用斧凿，能进一寸进一寸，得进一尺进一尺，不断积累，飞跃必来，突破随之。

天才是不足恃的，聪明是不可靠的，要想顺手拣来的伟大拉学发明是不可想象的。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只有不畏攀登的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

钻研然而知不足，虚心是从知不足而来的。虚伪的谦虚，仅能博得庸俗的掌声，而不能求得真正的进步。

凡是较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毫无例外地都是利用时间的能手，也都是决心在大量时间中投入大量劳动的人。

所谓华学，就是在继承和弘扬国学的基础上，在引进和消化西学的基础上，由中国人自己创建的既不同于国学、也不同于西学，既超越国学、又超越西学的全新学术体系（包括哲学、认知科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体系）。众所周知，西方社会近现代的蓬勃发展得益于西学的建立。同理，华学的建立亦将促成中国现代和将来的持续蓬勃发展。事实上，一个伟大民族的主要标志，不仅仅在于物质财富的拥有、文化形式的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个民族是否拥有伟大的思想及其相应的学术体系。

抗战胜利70周年祭论文1000到2000字

别一种风范 ——梁实秋散文创作论 于今

一

梁实秋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艺术才华，应该说确是从《雅舍小品》才开始焕发出光彩来的。其后他孜孜不倦地耕耘，终至成为大家。他从1923年就开始写作散文，1927年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不过佳构无多，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而在《雅舍小品》中，韵味十足的篇章却比比皆是，且与其他作家的散文风格、情调迥然相异，别具一种风范。这部不同凡响的集子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席地位不是偶然的。

不过，《雅舍小品》获得人们的交口称誉，并不是在它发表的当时。其时国难当头，兵荒马乱，人们对它鲜有雅兴。《雅舍小品》的核心精神是享受生活、珍惜人生，兼以描摹形形的世相与人性，在人们的连生活都不安定的年月里，有多少人有心思来听这种侈谈？它是到了生活安定的经济发展时期才行时起来的。它在台湾广受欢迎，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时，由于当局的策动，岛上文学甚嚣尘上，此类作品怎能称为艺术？再就是为了商业利益而炮制的低俗之作泛滥，以迎合一些低层次的市民的口胃，这路货色哪有什么审美价值？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又基本上被当局所禁，在这种情况下，格调高雅、切生的《雅舍小品》的面世（该书于1947年编定，因战事未能印行，1949年底才由台北正中书局推出）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就散文而言，达到“雅舍”系列境界的毕竟还是寥寥，而此时梁实秋已文名甚盛，在台湾被尊为一代宗师，他的各种散文集的艺术品位都相当高，持续畅销不衰也就势在必然。大陆的读者重新接触到久违了的梁实秋散文，是在80年代后期的事情。自新中国建立直至70年代末，闲适一路的小品在大陆几近绝迹，人们读到的作品几乎都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教训意味甚浓。进入80年代，赏心悦目的小品篇章才渐渐多起来，不过似乎还没有谁被公认为大家。尘封甚久的周作人散文开始重印，但这位苦茶老人的作品，其味甚苦，喜好这种苦味的人毕竟有限，而更多的读者更偏爱梁实秋：因为他既执著人生，处世态度悠然洒脱，文品又高雅幽默。而充盈在他作品中的那种珍惜有限人生、随缘享受生活的精神特点也颇合时尚。梁实秋的名字很快就家喻户晓了。

二

自《雅舍小品》开始的梁实秋散文，其创作特色有几点是很突出的：他的不少作品有着分明的民族意识，表现着他的爱国情怀；到晚年，时常表现为强烈的家国之恋。此其一。第二，与此相联系，这位有绅士之风的作家，常常以调侃、幽默的笔调来针砭时弊。第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他注重追求精神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努力为社会做事，也来自于淡泊名利，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的处世态度。第四，他关注人性，表现人性，并倾注心力于人性的抑恶扬善。

读粱实秋的散文，无论是怀人篇章，还是状物写景之作，我们都常常被他那动情的爱国情思所感染。粱实秋的“无为”仅限于政治方面。他对政治现实是失望了。定居台湾后亦复如此。1987年春，他在反顾自己赴台后的生活与创作时曾直言自己的心境：“避地海曲，万念俱灰。”〔7〕但他毕竟热爱生活，因而在改善世态人心方面，仍是抱积极态度的。

自《雅舍小品》开始的梁实秋散文，其创作特色有几点是很突出的：他的不少作品有着分明的民族意识，表现着他的爱国情怀；到晚年，时常表现为强烈的家国之恋。此其一。第二，与此相联系，这位有绅士之风的作家，常常以调侃、幽默的笔调来针砭时弊。第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他注重追求精神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努力为社会做事，也来自于淡泊名利，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的处世态度。第四，他关注人性，表现人性，并倾注心力于人性的抑恶扬善。

梁实秋的人品与文品是一致的。在骤然尖锐化的1937年，他被日寇侦缉队列人黑名单，无疑是他热心于抗日救亡宣传所致；1940年1月，他随国民参政会赴前线慰问将士；应救亡急需，他主持过战时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参与编写“以宣扬中国文化及鼓励打击日寇为主旨”的鼓词、相声等通俗文艺作品，所费精力也不少。他在年迈体力衰弱之后，因在台湾无膝下照料，女儿文蔷请他们到美国定居，他申请的是长期居留，而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别人问起缘由，他说：“人美国籍必须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中国！”〔8〕

读粱实秋的散文，无论是怀人篇章，还是状物写景之作，我们都常常被他那动情的爱国情思所感染。梁实秋在青岛生活过四年，他对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很是留恋。青岛曾被殖民主义者占领过，他在提到那座“有俯瞰全市傲观群山之势”的前德国总督府时写道：“反正这座建筑物，尽管相当雄伟，不给人以愉快的印象，因为它带给我们耻辱的回忆。”在写北平的街道时，他对古城的民风着意地写了这么一笔：那些提着笼子架着鸟的“地道的北平人”，对马路格外平整、清洁的洋人租界，几乎都抱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不肯踱进那块瞧着令人生气的地方”。在似乎平静的叙述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对民族自尊心强烈的“地道的北平人”的敬佩之情。《观光》抒写他在台北接待外国友人来此旅游而触发的感慨。面对那些对我们的落后事物抱着浓厚猎奇兴趣的外国旅游者，他十分反感。《西雅图杂记》中有一篇《豆腐干风波》，文中提到有位美国人在一本讲各地风俗习惯的著作中竞信口开河：“他说中国人吃猿猴的嘴唇，燕子的尾巴，鸟舌汤，炸狼肉。”粱实秋以不屑置辩的口吻揶揄道：“海外奇谈这样离谱，我只好自惭孤陋寡闻了。”这些地方也同样表现着他的民族自尊心。

晚年的梁实秋，由于思乡之情甚炽，写下了一系列怀念故土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以“谈吃”为名目。《火腿》是其中的一篇。他回忆了往昔在大陆时与友人同食火腿的况味后，末了写自己在台湾有幸得到了一只虽瘦小坚硬但却是来自金华的真品（其时两岸尚未开放“三通”），妻子将其携往店铺，请相熟的老板劈开。那老板在将它“劈成两截”后不觉发出了喜悦的惊叫：“数十年不闻此味矣！”并“嗅了又嗅不忍释手”。这些描写传神、动人地展现了台湾百姓的怀乡之情。梁实秋夫妇将火腿的蹄爪送给他，他喜出望外，“说回家去要好好炖一锅汤吃”。这位老板怀乡甚殷的心情，引起了梁实秋深深的共鸣。梁实秋并非浙人，却称金华火腿为“家乡肉”，他借渲染老板的乡思，实际上正突出地表现看自己的家国之恋。

三

在梁实秋的散文中，有相当数量是描摹社会世相的，其中不乏针砭时弊之作。这表明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不满意之处颇多。不过从作品的内容来看，他并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想法，他只是希望这个社会能不断地有所改良。

他最看不惯的是官场。在《握手》中，他描写了种种握手的场面，其中给人印象尤深的是，他以厌恶的情绪描绘了那种“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握手的姿态：这种人“常常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即使你主动伸出手，“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让人没趣。凡官场人物的形形，梁实秋历来憎恶有加，对那种自称“公仆”者流，借握手这样一个小题目，他也毫不客气地奚落一通。在《脸谱》中，他称做官的人是“误人仕途”。并说这种人的脸是“卷帘”脸：“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这种人对下司道貌岸然，往往面无表情，“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有时他却把“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几尺”；可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他挖苦说，这种善变的脸是官场上傲下媚上的必备工具。社会环境污浊，官场犹然。从梁实秋对官场人物握手姿势和脸面善变的描写中，读者对仕途中人际关系的冷漠、虚伪，恐怕都会产生一种反感的情绪。

《送礼》描述的是梁实秋在台北亲历过的一件事：机关某局的梁先生与他住在同一条街上，送礼者只知其姓不知其名，于是屡屡把本欲送至彼“梁寓”之礼品误送达此“梁寓”。被诘问时，他说“我们行里的事要不是梁先生在局里替我们做主，那是不得了的。”原来这里在台湾社会很普通的行贿事例中的一桩。作者揶揄道：“猪喂肥了没有不宰的。”剔肤见骨地揭露了送礼者右着不可告人的图谋。这篇小品，作者是从原始人归来将猎物分赠众人起笔的，那时的赠礼者与收受者，双方都十分光明磊落．与当今的行贿受贿者的鬼鬼祟祟、心怀鬼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借这样的对比来否定“人心不古”的当今世风。

梁实秋对时弊的针砭从社会的方方面面切入，而且每每漾出新意，由于得体而幽默，人们读之，不觉会时而会心地一笑，乃至忍俊不禁。他的幽默常常包含着讽刺。不过，即使是讽刺，在针对一般世风时，在态度上也与针对官场的那些篇章有所不同。官场太污浊，离他所希望的“好”相去太远，他时常投去蔑视的一瞥，用语也不免刻薄；而在对其他世相进行针砭时，总是比较委婉、温和，表现出一种绅士之风。

在《汽车》中，他对势利的世风多有嘲讪，对那种以是否拥有汽车来划分等级的社会现象他很不以为然。在讲到了许多女子以对方是否拥有汽车作为择偶的基本条件时，他写道：“为了汽车而牺牲其他条件，也是值得的交易。……至于婚姻的对方是怎样的一块材料，那是次要的事，一个丈夫顶多重到二百磅，一辆汽车可以重到一吨，小疵大醇，轻重若判。”出语谐趣，分明有弦外之音。对那些在婚姻条件问题上本末倒置的女子，是善意的告诫。《谦让》从宴会上的让座之风写起，宾客们每遇到这种场合就谁也不肯坐首席，以示谦让；接着他调转笔头去写长途公共汽车站，在那里，只见人们“杀进杀出”，如果售票处没有木栅栏，秩序就不堪设想。在强烈的对比中，梁实秋说他有所“发现”：人们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来确定是否谦让的。出席宴会，坐在末席上其实“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不妨谦让；而长途汽车站上的情形就不同了，一谦让就没有好座位甚至无座位了。那种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带有虚伪性质的“谦让”一经他道破，确有点振聋发聩。幽默的行文中，蕴涵着他对建立真正谦让美德的社会文明的期盼。《钟》因有感于台北市“重阳敬老”赠送每位年老市民“时钟一具”遭到诸多非议而作。非议者的理由是“钟”与“终”同音。而市并不以科学道理进行疏导，却可笑地否认它是“钟”，改以“计时器”名之。这触发作者想起了种种弥漫于社会的迷信现象并委婉地加以嘲讽：如有人不许孩子在桌旁读书（“书”与“输”同音），虽然读书是好事；又说起有位熟人家道富有，门上贴“一个特大号的倒挂着的福字”（“倒”与“到”同音），不想时过不久，“这位福人驾鹤而去了！”文中还举出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实例，辅以幽默的评说，妙趣横生。作者对迷信风气的针砭，尽包孕于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了，读者是不难领悟到的。

四

读梁实秋的散文，我们时常为他淡泊名利、达观进取的精神所感染。他注重的是精神愉悦。在怀人之作《悼齐如山先生》一文中，他在回顾往事后这样抒写道：“我觉得先生治学、为人最足令人心折处有二：一是专精的研究精神，一是悠闲的艺术生活。”关于第二点，粱实秋作了一些阐述：“齐老先生是一个真知道生活艺术的人，对于人生有一份极深挚的爱”；“齐先生心胸开阔，了无执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还讲一步解释了齐如山是如何“享受生活”的：“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声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地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其实梁实秋自己也正是这样的。所谓“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就是在生活中，不仅作为一个生活者，而且能超脱地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以欣赏的态度来看待它，并借以丰富自己的精神、情趣，从中获得心境上的愉悦。梁实秋的许多散文，都突出地体现着这样的特点．从他对外界事物或自身经历的叙述、抒写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

《雅舍》这篇小品写作者自己国难时期的陋屋。他在这座地处僻远、“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的住所里日子过得很愉快，虽说此处有“聚蚊成雷”之类的现象，他也善于自我化解：“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何况明夏“谁知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这里透出了一种具有时代性的飘零感，同时显示着他那随遇而安的达观态度。这种态度在国难期间，应该说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需知当时有多少苦难同胞流离失所！比之那些舒舒服服地在琼楼玉字里享福的达官显贵，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大学教授的梁实秋，他能如此安贫乐道，尤显可贵。但梁实秋在这简陋的环境里并不虚度时日，他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文中说：“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他的日子过得自在而有相当的价值。四川多雨。雨既然来了，他坦然相对。文中写道：“滂沱大雨时，屋顶湿印到处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笔下颇有诗意。对“聚雷成阵”之类现象安之若素，又视屋顶灰泥崩裂“如奇葩初绽”，并饶有兴致地品味个中酸甜苦辣，不正说明着他超然地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以洒脱、欣赏的态度来看待身旁发生的种种事态吗！作者在个人凼顿中确乎表现得十分豁达，但他竟然一点也没有表露出忧国忧民的心绪，毕竟不大合乎世情（何况他的个人困苦正因国难所致）。梁实秋写于抗战时期的小品，几乎全然如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梁实秋说，“雅舍”虽是陋屋，却“自有它的个性。”《雅舍》作者也是自有个性的。在“雅舍”居住期间，梁实秋曾写过一篇题目叫《穷》的散文颇有助于我们对他的个性的了解。文中说，人在穷时尤不可志短；结尾则云：“典型的穷人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接着他引了孔子的话：“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这话出自《论语》，紧跟着还有两句他没有引：“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后来他在一首赠作家琦君的《金缕曲》中加以点化：“富与贵，浮云耳。”重义轻利、穷而不改其乐正是梁实秋个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在他的许多散文中都有突出的体现。他享受生活而又不逾矩。鉴于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已成泡影，政治现实令他十分失望，生活在污浊社会里的梁实秋为了摆脱烦恼而疏离政治，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其消极的一面是毋庸讳言的，但他藐视权贵，不为名缰利索所绊毕竟还是可贵的；而追求不逾矩的怡然恬适的人世情趣，又何尝不是对滚滚红尘中那种为谋求高官厚禄而不惜尔虞我诈的世风的一种反拨。

梁实秋有种说法：“一切只要随缘”，那就“自有它的情趣”（《散步》）；在《快乐》中他则说：“内心湛然，则无往而不乐”；又说惟“心无挂碍”方能快乐。因而他工作时专心致志地工作，享受生活乐趣时也心不旁骛。接着他抒写切身体会道：“在工作过程中，有苦恼也有快乐，等到大功告成，那一份‘如愿以偿’的快乐便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他的生活乐趣范围极广，散步、随缘观景、欣赏尘世中人生的形形，无不包罗在内：“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雨有雨的趣，晴有晴的妙，小鸟跳跃啄食，猫狗饱食酣睡，哪一样不令人看了觉得快乐？……偶尔遇到一张笑容可掬的脸，能不令人快乐半天？”在他看来，人世间到处都能享受到生活乐趣。这是内心湛然的梁实秋的一种人生体味。

梁实秋既然视工作的大功告成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那么他的生活乐趣确实多多也。他一生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工作努力是他著作等身、卓然成家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十分欣赏曾国藩的一句格言：“作人从早起起。”他年老时写过一篇《早起》，它中忆起青年时代翻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情形：“趁太阳没有出的时候搬竹椅在廊檐下动笔，等到太阳晒满半个院子，人声嘈杂，我便收笔。这样在一个月内译成了那本书，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愉快的。”

粱实秋写作《中年》时自己适逢中年，他直抒胸臆道：“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并颇为豪迈地说：惟有“中年才能担得起大出轴子戏，只因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他借抒写自己的感受所表现的这种人生精神，至今仍值得称道。

五

在人性论方面，梁实秋前后期的见解保持了明显的一致性。1928年他在《新月》杂志著文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一的标准”（《文学与革命》）。〔9〕在台湾他写过一篇长文：《文学讲话》〔10〕，他在该文中仍坚持“文学是人性的描写”的主张，又说，人“比兽高明的地方”在于“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他还重申几十年前表述过的观点：“人性乃一向所共有的，元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人性的探讨与写照，便是文学的领域，其间的资料好像是很简单，不过是一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但其实是无穷尽的宝藏。”他特别强凋：“如果以真善美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文学当是最注重‘善’。”他的注重“善”与二元人性论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惟“以理制欲”，方能达到“善”。在文学上，就是要用人的理性，用人的高尚情感与道德来克服人性的弱点，陶冶、提升读者的精神境界。他的散文创作，的确在努力实践这样的主张，其作品鞭挞丑恶、颂扬美好情操的倾向性是十分鲜明的。但人性论并不能解释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的阶级分野与对立现象，在文学上仅用人性论去排拒或者调和阶级的差异与矛盾，那是行不通的。我们对渗透在梁实秋散文中的人性论，要作具体分析。

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各色人等都有，但内在意蕴事实上并不相同。鲁迅当年在与梁实秋论战中，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中，把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已说得既形象又明晰、中肯了。在《早起》、《快乐》等作品中，清心寡欲的“我”，为各种多姿多彩、生命力蓬勃的事物所感染，并因此油然而生欢愉情绪，但那种超脱的心态，显然表现着绅士阶层悠然的情致，是打着阶级烙印的。在《快乐》中梁实秋形象地告诉人们怎样才能享受到快乐，不过，享乐观毕竟也有阶级性，人们对享乐的追求，各有各的内容与方式。

《脸谱》、《握手》、《送礼》诸文中都涉笔对于官场和仕途中人的鄙夷，语多讥讽。所表现的，那是“好主义”者梁实秋的一种由失望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若说他与的执掌者互相敌对，则是谈不上的。

梁实秋表现人性向善的题旨，有时用曲折迂回的手法，如借物喻人的《鸟》、《猪》等篇皆是。在《鸟》中，他把林中快活自由的鸟儿，从鸣啭之声到形体的可爱，结合自己的感受，抒写很有诗意；同时，作为对比，他又反复述及在看到提笼架鸟的人清早蹈踺于街边时的内心感触：“我感觉兴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闲，却是那鸟的苦闷。”“鸟儿到了这种地步，它的快乐，大概是仅优于在标本室里住着罢？”他对鸟的际遇感同身受。生存于社会的人，谁不乐于自由自在地生活？谁也不愿失去自由。向往自由确是一种普遍的共同人性。他落笔于鸟，是由于在向往自由方面，“鸟性”与“人性”是共同的。他所感受到的林中群鸟的喜悦，与囚居于笼中的鸟儿的悲哀，分明是注入了自己在人间所获得的感怀的。很少有人去写猪。梁实秋之所以写《猪》，也隐含着对人性向善的期望。此篇与他另一作品《懒》的题旨相近。《懒》开篇第一句是“人没有不懒的。”他认为懒是一种人性的弱点。猪大约是最懒的一种动物了。它的生活内容仅限于…吃、喝、拉、撒、睡’，此外便没有什么”了，一生甚是“无聊”。文中用调侃的口吻写道：猪“不用劳力，它有的是闲暇”；“除了它最后不得善终好像是不无遗憾以外，一生的经过比起任何养尊处优的高级动物也并无愧色。”又云：“可惜它只能四脚着地，辜负了那一身肉”，“如果它能竖起来行走，大腹便便也并不妨事，脑满肠肥的一副相说不定还许能赢得许多人的尊敬”。这里除了对世态的机巧的嘲讽外，也显然含蕴着他对以懒为乐的人性的一种向善的劝戒。

梁实秋在散文中致力于描写形形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性毕竟与阶级性无法割裂开来。他在81岁高龄时写过一篇《故都乡情》（载台北《联合报》1983年11月1日），文中情真意切地说：“……一个人远离家乡，无论是何种缘故，日久必有一股乡愁。”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共同的普遍人性。此言不能说错，但“共同”的只是表面，不同的人，其乡愁的内容千差万别。各种乡愁其实是各有其阶级内涵的。我们只要粗粗翻阅一下七八十年代台湾的一些怀乡之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昔日的显贯富豪所怀念的，与被抓壮丁入伍赴台的老兵，他们的所思所念几无共同之处；以前在大陆显赫一时的权要人物，与梁实秋这样的书生，他们的所思所念也迥然各异。

40年代，梁实秋在他的小品《孩子》里一反习惯上称孩子为未来世界的主人公的说法，却道他们“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公。”又云：“孩子是一家之主，父母都要孝他！'’原来他是针对趼_龙、纵容、溺爱孩子的社会风气而言的。其出发点，自然是为了矫正世风，以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父母爱子女是人之天性；但视孩子为“一家之主”却并不见得自古而然，即使在40年代，也并非社会各阶层的家庭中都这样。中国的封建礼教中历来就有“父为子纲”之说，那时的实际生活中也正如此，至少那时的孩子并无“一家之主”的地位吧。《孩子》不失为针砭时弊之作，却很难认定此文所揭示的就是一种“无分古今，无间中外”的人性现象。

自称以人性论来观照“社会人生之形形”的梁实秋，他在审视生活时所表露出来的观念，事实上往往并不能超脱阶级性，他的有些作品，虽也张扬人性论，主调其实是阶级调和论，《第六伦》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篇。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伦关系有五，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梁实秋提出的第六伦是主仆关系。他从生活中切实地感受到主仆关系很难协调，因为仆人是被主人“用钱雇买人的劳力供其驱使的人”。在梁实秋生活的那个社会里，这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主人因为自己花了钱，所以总是“惟恐仆人少做了事”，并有“仆人总是懒的”之类的偏见；既然仆人干的是体力劳动，饭量自然大些，“很少主人（尤其是主妇）看着不皱眉的，心痛。”如何消解这种矛盾呢？梁实秋提出了一个“忍”字：“需双方相当的忍”，并且强调“在仆人一方面，更需要忍”！何以“更需要忍”？他找出了一些实在算不得理由的理由来：“主人发脾气，那是因为赌输了钱，或是受了上司的气无处发泄，或是夜里没有睡好觉，或是肠胃消化不良。”难道主人在这类情况下向仆人发脾气，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合乎情理的？文中又感叹：“现在人心不古，仆人的风度合于古法的已经不多”。“古法”对仆人要求更苛，仆人的处境岂不更糟？梁实秋同时也劝导当主人的要认识到，自己真实的本领可能还不如仆人；又说“驾驭仆人之道，是有秘诀的，那就是，把他当做人，这样一来，凡是人所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也就不苛责于他，凡是人所容易犯的毛病，我们也可加以曲宥。”“他也是父母养育的，所以也受过一点发展个性的教育，因此总还有一点人性的遗留。”似乎有点平等意识。不过他那善待仆人的规劝实际上又是与他竭力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主张相柢牾：他说主仆关系在文明世界里才有，“我们固不必主张反抗文明”。在文中，他一方面的确给了仆人相当的同情；但他更用心良苦地为主人的无理作了种种开脱。他所列述的主人向仆人发脾气的原因（自然是打比方说说而已），没有一项是正当、合理的，他对主人显然没有用理性和较高尚的情感、较严肃的道德观念来要求（梁实秋自己说过这三项“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以这样的人性论来调和“第六伦”的关系，真能化解矛盾吗？恐怕是并无作用的，因为他在“纸上谈兵”时就不那么有说服力，其自相矛盾处已很显然。早年鲁迅在与梁实秋论争时，就指出过他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矛盾而空虚”，〔11〕从《第六伦》来看，又何尝不如此。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是人类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的纪念日，也是值得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的纪念日。

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同人类文明的凶残敌人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70年前那场决定世界命运前途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转折点。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今天，我们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就是要永远铭记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无辜死难同胞；永远铭记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战斗、为国捐躯的烈士；永远铭记参加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爱国人士、抗日将领；永远铭记为抗战胜利建立了功勋的海内外中华儿女；永远铭记支援和帮助了中国抗战的外国和国际友人。铭记这段历史，是因为它的悲壮惨烈与不屈抗争应该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更是希望从中汲取智慧启迪，获得开创未来的现实力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中国***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中国***吹响了抗击外敌的第一声号角。在那场威武雄壮的战争中，中国***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弱国战胜强国的伟大奇迹，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讲，必须牢固树立国耻的意义、忧虑意识和危机意识。一个国家对自己民族遭受的耻辱，往往比得到荣誉更能刻骨铭心。而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忧虑意识，更是当代青少年建功立业的现实压力和动力！目前一个不忘国耻而愤然前行、充满忧患意识而始终居安思危的民族，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在伟大祖国通往现实化的不平坦的征途上，我们广大青少年理应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具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变压力为动力，把爱国精神和国耻危机转变为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